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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 > 研究中心 > 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

          Home > Research Center > 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

          研究中心简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

          Research Center for Financial Law and Regulation, NIFD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设立的院级非实体性研究单位,专门从事金融法律、金融监管及金融政策等领域的重要理论和实务问题研究。

          研究基地自成立始,即整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外多学科专家、学者的研究力量,并与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相关金融机构及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研究基地致力于从事金融法律和金融监管相关理论、政策和实务研究,为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国内外企业和单位提供咨询服务,努力成为金融法律和金融监管领域的理论研究基地、政策咨询基地和学术交流基地。研究基地每年组织编写《中国金融监管报告》,作为中国金融监管领域的年度出版物。

          研究基地主页:金融监管网http://www.flr-cass.org

          研究基地订阅号:FLR金融监管(flr-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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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动态

          Recent Development

          金融科技将带来四大挑战

          评论 尹振涛 2019年06月05日


          一是跨界化。金融科技横跨了科技和金融两大领域,金融产品或互联网金融产品本身非常复杂,是融合了一级、二级市场以及各类产业或金融业态的混合体,再叠加技术因素,给金融监管带来很大的挑战??缃缁牧硪桓鎏粽绞谴嬖诩喙苷婵?、系统重要性低估和监管技术落后等问题。

          二是去中介化?;チ鹑诤徒鹑诳萍?,改变了资金获取渠道,部分取代了传统金融公司的中介职能。但当前的金融监管仍是盯住金融机构的监管。这是当前可能会产生重大风险的原因。

          三是去中心化。当前的金融体系是以中央银行、大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具有国家信用的银行)这一中心化模式为基础的,这一中心化结构和针对单一机构的监管框架,面对当前跨界经营、去中心化和针对平台的金融科技创新,存在极大的挑战。

          四是自伺服。Alpha Go可以打败人类是因为它输入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并进行了算法上的不断迭代,但是并不能判别输入的基础数据正确与否,不能收敛错误的计算算法,甚至可能进一步将错误发散,这一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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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财政政策助推高质量发展

          评论 郑联盛 2019年06月05日


          在2019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加强政策协调配合,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目标。

          一、稳增长任务面临多重压力

          (一)出口增长受制于外部复杂环境

          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将缓和,但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可能对出口及经济增长造成显著压力。中美双方最近表态显示,双方贸易冲突有望在近期达成协议、停止加征关税,但是中美贸易冲突仍存在三个不确定性。一是在协议执行过程中依然面临较多变数。如果美方认定中方未及时、充分履行承诺,或认为履行承诺反而损害了其利益,那么贸易摩擦难免会再度反弹。二是美国诉求得逞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盟效仿,纷纷筹划、统一对华战略。三是美国除了动用301国内法范围制裁措施,还在世贸组织改革上动作频频,先后提交两份提案建议对未尽义务成员进行惩罚、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通过修改多边规则限制中国。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金融及其他摩擦可能逐步演化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约束力量。

          英国脱欧及欧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使得我国出口形势面临更多的压力。英国议会连续否决脱欧协议,英国脱欧无法如期实现。脱欧不确定性导致的英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政策的一系列变化逐步酝酿、积累,同时,欧盟和欧元区未来的发展亦面临诸多的挑战,这使得欧盟经济稳定性面临实质性冲击。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经济复苏的态势以及欧元区的稳定性都是中国贸易、金融稳定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

          (二)固定资产投资下滑压力仍较为显著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整体仍较为疲软,制造业投资继续下滑。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面临国际金融?;岳吹睦沸缘退僭龀ぬ?,基础设施呈现“投资悬崖”,2018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5.9%。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弱化,甚至成为经济增长的负向力量。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大幅降速本质上与金融去杠杆政策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政策直接相关,考验地方经济增长模式,并给全国经济增长带来显著冲击。2019年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增速同比增长6.1%,比2018年全年提高0.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整体仍然相对疲弱,同时结构性问题仍然显著,工业投资同比增长5.8%,增速比2018年全年回落0.7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5.9%,增速回落3.6个百分点,而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1.6%,增速比2018年全年提高2.1个百分点。

          (三)消费仍较难对冲投资疲软的冲击

          如果消费能够有效对冲固定资产投资相对疲弱的冲击,那么经济结构就将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但是,目前,消费呈现动力不足的状况。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比上年放缓了1.4个百分点。2019年1~2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与上年12月持平,大致处于近期消费的相对低点。短期来看,汽车消费受购置税优惠措施退出及其前期透支效应影响较大。中长期看,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使得居民消费受到一定的抑制。

          二、总需求管理仍是重要的政策选择

          (一)供给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相匹配

          过去五年来,我国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五年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继续发挥经济工作的“主线”功能,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供给与需求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在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功能的同时,需要兼顾总需求管理以及需求的基础功能。从大萧条以来,基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一直成为全球诸多经济体宏观政策的基石。亚洲金融?;?,我国长期实行的是需求管理,尤其是发挥宏观政策功能来提升总需求甚至采取政府直接购买的方式来稳定或提振经济增长。在凯恩斯主义的逻辑中,政策的核心主张是国家要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总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二)总需求管理仍是基础性政策

          总需求管理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性政策选择。国际金融?;?,以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为代表,演绎了我国史无前例的需求管理进程,使得我国经济迅速恢复并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但是,2012年以来,我国需求管理政策的负效应日益显现,宏观经济整体上面临一个前期政策的消化期,需求管理的边际作用日益弱化,这使得经济政策逐步转向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反观过去五年中国对经济下行、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应对经验,需求管理的基础性作用仍然不能忽视,我国整体实施的仍然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在一定阶段内、在特定领域内实施阶段性和结构性的相对紧缩的政策,比如2017年至2018年的金融去杠杆政策。未来,为了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施稳健宏观经济政策,合理应用总需求管理仍然是基础性的政策选择。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

          在总需求管理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极其关键、相互补充的两个支柱,需要“双管齐下”、统筹实施。在经济过热阶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需要给经济“泼冷水”,防止出现持续性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在经济相对低迷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给经济“加加油”,并发挥各自在总量性和结构性优势中的能动性。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更多的是一个总量性政策,把控着一个经济体平稳运行尤其是物价稳定、金融稳定的“总闸门”;财政政策的总量性属性和结构性属性更加均衡,其政策能动性、针对性和结构性更加凸显。

          为此,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应该灵活运用财政、货币金融等宏观调控工具,有效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总需求管理,是保障经济体系平稳运行的基础。在逆周期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总需求管理应与供给侧管理相互匹配,共同发力;二是注重总量性政策与结构性政策的统筹,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总量性调节功能,重点凸显财政政策的总量性和结构性兼备的能动性,特别注重宏观政策工具的适用性、精准度和针对性;三是要注重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做到同向发力,避免政策之间自相矛盾。

          三、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功能

          (一)财政政策功能再定位

          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下,在全球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盛行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使得其政策空间可能得到拓展,但是,这种流动性持续注入甚至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的副作用或潜在威胁可能是巨大的,对经济体自身高质量发展甚至可持续发展可能带来持续累积的风险,特别是杠杆率不断提升带来的系统性脆弱性。为了防止过度宽松及其潜在风险,在注重投入产出比和可持续问题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性和能动性,对于像我国这样处于转型之中的经济体而言是适宜且必要的。在新形势下,需要对财政政策及其在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职能进行再定位。

          从功能上讲,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发挥应对经济下滑的逆周期管理及对冲功能。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要适应经济平稳增长的现实需要,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要适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统筹等方面的需要。从工具上讲,综合运用多种财政工具是提升财政政策水平的必要条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基础、最能引导预期的政策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直接降低税率。结构性减税是“包子”政策,企业和居民难以迅速感知降税的获得感;直接降低税率是“披萨”政策,企业和居民能够立即直观感受降税效应,是扭转市场预期的最好方式。再比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最重要的连接环节是国债市场,国债利率是所有金融产品定价的“锚”,因此,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就成为一项非?;⌒缘墓ぷ?。

          (二)抓住重点凸显积极财政能动性

          第一,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政策,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相结合,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尽快落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减税举措,同时完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抵扣配套措施,即深化增值税改革,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制简化方向迈进。

          第二,因地制宜下调社保名义费率,逐步缩小实际征缴费率与名义费率之间的鸿沟。对于历史欠账,应逐步过渡化解,避免集中清缴引发冲击。加快落实国有资本充实社?;?。做好减税降费效果的监测评估工作,持续跟踪分析各类经营主体在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及时优化政策操作细则,确保做到“真减负”。降税、减负是提升制造业经济主体功能、盘活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是防止制造业投资进一步下滑的有力保障。

          第三,重点突破,运用市场化融资,稳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及投资增速。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仅增长5.9%,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等)同比仅增长3.8%,增速下降了15.2个百分点,这是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和经济增长下滑的重要根源。加快理顺各级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融资机制,既要保障合理基建项目的资金来源,又要避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过快攀升,通过市场化融资机制来强化市场纪律对地方财政的硬约束,通过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专项债券、城投债等方式来满足地方政府合理融资规模,夯实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基础?;∩枋┩蹲实呐袒钍枪潭ㄗ什蹲势笪鹊幕?,必须通过市场化和市场硬约束来提升基础设施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

          第四,财政政策应该发挥补短板、保民生和真扶贫等兜底功能。一是强化财政政策补短板功能,利用财政资源在养老、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幼托、家政等服务领域进一步扩容、提质、增效,有效缓释相关领域的“短板效应”。二是利用财政杠杆,充分发挥保障房、共有产权房和租赁房在满足刚需群体基本居住需求方面的积极作用,探索推进“商办改住宅”和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保障房的积极尝试,重点保障贫困人群的住房需求。三是发挥财政政策在结构性和区域性上的能动性,重点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强化经济薄弱地区或社区的基础设施配套、集体经济培育、乡村旅游开发以及帮扶户的产业扶持工作。

          (三)深化改革,综合施策,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

          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总量性及结构性功能,是发挥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整功能的关键,同时也是统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核心支撑。没有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没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统筹,经济平稳增长就难以保障。但是,财政与货币政策并非是政策的全部,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统筹,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为核心,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深化改革,综合施策。

          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发展问题是实现平稳过渡的关键所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保障。目前,我国社会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在经济运行中,就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在人口老龄化和资本投入约束大的情况下,即便实施非??硭傻牟普吆突醣艺?,也较难实现经济平稳高效增长,反映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创新和技术是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在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发展后,如何匹配经济增长与上层建筑,反映在体制机制改革上,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就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

          逆周期调节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更多的是一种经济波动的短期应对,本质上是以政策能动性来部分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缓释经济金融体系过度波动带来的负面冲击。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问题,核心是要以创新来提升全要素增长效率,有效统筹总需求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融合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引导性功能,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机制的针对性改革。

          在体制机制改革上,新时代背景下以收定支的财政政策框架是否需要进行反思与改革,上收的财权与下放的事权如何形成有效匹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如何统计、化解和应对并强化预算硬约束,具有基础定价功能的国债市场建设及相关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形成是否能够加速推进等都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联的核心环节与基础机制是什么,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如何联结起来,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统筹协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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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金融稳定治理框架:权衡、改革与启示

          评论 郑联盛 2019年06月05日


          全球金融?;?0 周年,金融稳定机制建设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政策议题。不管是二十国集团(G20)主导下的国际政策合作,还是美国、欧盟、英国、中国等重要经济体的具体政策实践,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和金融?;χ贸晌艘桓稣吖彩禰1],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完善金融稳定治理体系成为较多经济体的政策选择。

          金融?;?0 年来的金融稳定政策实践中,英国实施了160 多年来最为重大的金融体系改革,亦是国际社会金融稳定治理体系最为全面的改革实践之一,构建了金融稳定治理体系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已形成了以广义金融稳定为目标,以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为支撑的三支柱金融稳定治理体系。2017 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深入发展,人民银行基于多目标政策框架[2]构建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调控体系,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进行了机构整合。如何统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以及在更大范围内统筹微观监管,同样是中国实现金融稳定目标的重大政策任务。[3]英国的经验可以为中国金融改革特别是金融稳定机制及治理体系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简单介绍金融稳定治理框架的内涵、基本要素以及国际政策实践的四种模式。其次讨论英国金融稳定治理框架的权衡与融合,特别是关注金融稳定的内在挑战以及金融稳定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件。再次重点介绍英国金融稳定治理框架的政策实践,重点分析英国三支柱的治理体系、三个专业委员会的决策职能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核心支柱功能。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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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科技需系统规划

          采访 胡滨 2019年06月05日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胡滨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坦言,虽然目前监管科技的趋势已经确定,但目前技术只是逐步介入金融监管领域,在全球的运用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不是一蹴而就。

           “逐步建立金融科技监管规则体系”及“持续强化监管科技应用,提升风险态势感和技防能力,增强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也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召开2019年第一次会议中所强调的。

          谈及当前中国如何发展监管科技时,胡滨认为,一是要重视金融监管理念的变化,二是监管科技等新机制的引入至关重要?!吧澈屑苹唤鼋鍪墙鹑诳萍加τ玫囊恢只?,可以平衡风险和创新,同时也为监管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测试空间,监管部门、金融机构、技术提供商三者协同合作,在沙盒计划中运用和测试,系统评估监管难点和创新风险点,为监管科技的发展提供较好的引导性土壤环境?!?/span>

          一、在国际经验中找到中国监管科技的可行性

          《中国经营报》:2015年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率先设立创新项目与创新中心,同年设立监管科技中的沙盒制度。随后,各国相继着力推进本国的监管沙盒制度。至今距离各国引入“沙盒监管”已有时日,你认为如今有哪些国家沙盒监管发展的比较好?这些国家是如何维持金融创新风险与金融监管的平衡的?有何值得借鉴的地方?

          胡滨:到目前为止,监管沙盒做的最成熟的是英国,同时它也是最早开始做监管沙盒的。英国的监管沙盒已经开始有了创新变种,比如“虚拟沙盒”、“伞型沙盒”。并且英国的监管沙盒已经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创立创新中心、设立标准、规则程序、项目进入不同的是,第二阶段是指已经有成熟的项目进入沙盒,经过培育、测试后,从沙盒出来后对第一批、第二批测试结果进行了评估,同时评估完成后进行改进与进一步完善。

          此外,英国除了推出沙盒制度,还提出成立全球各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合推沙盒监管的国际联盟“全球沙盒”,即全球金融创新网络(GFIN),希望得到各个国家认可并与之合作。所以我觉得英国目前处在监管沙盒的“2.0”版本,其经验是最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的。

          《中国经营报》:你当时是如何看到沙盒技术在中国应用的可能性,并决定开始呼吁引入的?

          胡滨:创新与风险其实是一对矛盾体,因为一方面金融业的发展带来国家竞争力的提高,从国家大局来说,监管部门希望推动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业活力;另一方面,监管对于风险的意识较强,希望在创新的同时控制好风险。在此过程中,如果出现阶段性变化,监管相对放松一定程度上激发创新,过度的话则会引来风险,导致监管再次收紧。这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但金融科技的发展,在各个领域广泛得到运用的趋势不可逆转,在未来甚至对金融行业产生一些颠覆性的改变。认识到金融科技未来的重要地位的国家在战略上都会积极探索提高本国金融科技竞争力。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机制,既能够让金融创新顺利推向市场,提高金融竞争力,又能令监管者放心。

          二、设立沙盒监管的前提已具备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沙盒监管的挑战与趋势是什么?

          胡滨:在英国推出监管沙盒后,我们看到了监管科技的趋势,就开始跟踪研究,后来开始公开撰文呼吁将沙盒引入中国,在一开始我们遇到了一个阻碍——我们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的改革还未完成,比如当时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尚未设立,还处于分业监管的格局,暂无一个统筹协调的机构。而金融科技产品可能会是一个混业经营的产品,需要三个监管部门统筹协调,所以我们觉得沙盒监管面临的困境是应该设立在哪里的问题。

          等到2017年宣布设立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后,在原有的“一行三会”监管部门之上有了一个统筹协调的机构来统筹创新,使得引入沙盒监管有了基本前提。从2018年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到现在,我认为引入沙盒已经完全没有组织机构上的障碍了。

          《中国经营报》:对于在我国推行监管科技面临的监管资源要求高与监管科技缺乏法律依据难点,你认为应该如何有效破解?

          胡滨:推行监管科技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过程,监管资源要求高与监管科技缺乏法律依据是全球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大环境下,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我认为在技术视角中,金融科技的监管可以充分借助市场的力量。

          具体而言分为两方面:一是加强现有的监管当局和金融科技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互动。企业可以向监管者反馈诉求与困难,监管者可以进一步对监管进行改进;监管者通过沟通和交流,也可以了解金融科技发展中主要风险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充分地融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充分掌握技术的最新动态。同时金融科技企业作为被监管者有义务向监管者、监管主体以及监管当局去介绍如何运用这些技术去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此实现监管科技升级。

          二是由于监管科技的运用限于当前的体制机制,不能够完全依赖于现有的监管当局,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把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企业的市场化机制运用到监管当中,可以采取第三方独立、第三方外包等方式,让金融科技中的监管科技企业来承担监管任务,特别是对于技术的监管,利用科技的手段来弥补我国现有地方金融监管的短板。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在沙盒监管在全面投入应用之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胡滨:对于监管科技在实际应用方面还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要建立项目准入机制。

          沙盒制度成立后,当大量机构与项目申请进入沙盒时,我们必须有一个机制来甄别什么样的产品是真正的金融创新产品,可以进入沙盒进行测试,需要系统性设置和评估整个流程标准。

          金融消费者?;せ频耐晟?。

          首先进入沙盒的项目需要在有限范围内测试,消费者的数量是有一定限制的,一开始不允许项目无限制的对这个市场发行。在有限的样本里进行测试,控制住风险。接下来金融机构需要承诺出现风险时,有相应的赔偿,以确保在测试过程中如果发现销售或者产品运作中的风险,消费者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另外监管者如果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了产品有问题,可以让机构进一步改进产品,直到它比较成熟才可以推向市场。

          退出沙盒后要推向市场时面临的运营问题。

          这时要重新对沙盒的退出进行评估,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监管部门根据第三方的客观评估,评判其是否可以大规模地在市场应用。根据现在中国的监管体制,特别是对于金融创新的审批机制,建议各个监管部门设立一个创新审批,经过沙盒的项目再到监管部门进行审批,就会更加容易,监管部门也更加信赖这些项目,最后向市场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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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Tech为何杀入金融业务

          评论 尹振涛 2019年06月04日


          近期有关大科技公司(BigTech)的讨论尤为热烈,特别是关于Bigtech从事金融业务的优劣争论。BigTech指的是拥有数字技术优势的全球性大型技术公司,他们通常直接面向C端用户提供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电子商务或数据存储和处理等IT平台,同时也为其他公司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具体而言,国外企业例如亚马逊、苹果、谷歌和FaceBook等,国内如阿里、腾讯、百度和京东等。

          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发布了一篇题为《大科技公司及金融中介结构变化》(BigTech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的工作论文,通过分析阿根廷和中国的借款人情况,发现获得过BigTech信贷支持的公司相比没有获得的公司更具创新性和盈利能力。其核心的论据就是BigTech信贷的确是传统银行信贷的有益补充,且更具效率和普惠。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也将研究“大科技公司进入金融服务的潜在影响”作为2019年的工作重点。近日,FSB新任主席Randal K. Quarles公开表示,大型成熟技术公司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可能引发许多新风险,其中一些可能涉及金融稳定性。但他进一步强调,通过引入新的方法、更多的信息管理和降低处理成本,金融科技可以潜在地减少金融波动和脆弱性。

          另外,据德国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Burkhard Balz所言,德国和法国正在酝酿出台新的制度,监管大科技公司从事金融活动,并扶植欧洲本土的支付和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成为欧盟范围内的监管部门的先行者和推动者。

          一、BigTech进军金融业务的驱动因素

          第一,满足客户的需要。BigTech往往在互联网业务中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或拥有绝对优势的数字生态体系,比如电子商务,社交和搜索等。围绕着生态核心企业和数字生态体系,建立起一个能够服务于亿万终端客户的服务平台,而嫁接在平台上的服务可谓五花八门,其核心目标为服务客户和留存客户。例如,客户的交易需求催生了支付业务,客户的融资需求催生了金融科技信贷业务,客户的资产配置和风险分散需求,使得运用财富科技和保险科技提供财富管理和保险产品有了空间

          第二,具备自身的应用场景。BigTech开展金融业务一般先从轻资产负债表的支付业务入手,以数字生态重新定义金融中介,把金融服务整合到已有的数字生态之中。为了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所提供的支付、借贷、财富管理、保险等产品及服务,往往是与具体的购物、公共缴费和社交转帐等应用场景结合起来的。

          二、BigTech从事金融业务有哪些独特优势

          第一,技术门槛高。大科技公司都具有超强的技术优势,特别是在数字技术领域会大规模的投入资金和各种资源,在AI、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5G网络等领域具有技术领先地位,能够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第二,具有规模效应。因为具有超亿规模的客户群体,即便有巨额的技术和研发投入,大科技公司在金融服务领域仍具备规模效应及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成本优势。

          第三,良好的客户体验。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以严密的合规流程来设计用户使用规则,大科技公司往往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迭代产品,更聚焦于不断提升用户的体验?;チ返纳杓坪偷?,立足于客户的体验,努力做到零摩擦和零痛点。大科技公司在客户端建立起的品牌心智,同样可以延展到金融服务领域。

          第四,平台模式效应。BigTech从事金融业务,往往更聚焦对接资金的两端,搭建金融服务平台,而其平台模式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跨群外部性,因此在成本降低和用户感知方面更具优势。传统金融机构通过大科技公司的平台也能够触达前所未有的广阔客户群体。

          三、如何理解BigTech的风险问题

          第一,BigTech的金融风险来自于内部秉赋和外部监管。不同的BigTech以其不同的秉赋来提供金融服务。有的BigTech深耕电商和支付业务,电商交易失误基本为零,支付资损在千万分之五;也有的BigTech在社交和搜索业务极具优势,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它们天生对技术风险有着充分的准备和预案。对金融监管部门而言,需要迅速理解和识别科技的演化及其带来的风险、挑战和机遇,秉承“技术中性”的原则做等效监管。

          第二,BigTech的风险承?;凭哂刑厥庑?。有观点认为,BigTech的金融业务像传统金融机构一样提供期限转换、信用转换等服务,其金融业务在获取牌照或金融业务许可后,应与传统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率、关联交易、防火墙等方面接受同样的监管标准,以确保遵循G20所强调的“技术中性”原则。技术中性的基本因素是监管制度对所有技术的运用要保持中性,不能偏向于某一种技术,而歧视另一种技术,以确保公平竞争。虽然BigTech普遍具有高市值,但支持其高市盈率的基础是技术服务的高增长率以及低风险,例如中国领先金融科技公司给小微企业贷款的平均不良率(NPL)约为1%,而传统银行的该指标为2.75%。当然,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大科技公司不太可能全力开发重资本金要求的金融产品,这是因为在资本市场上,金融业务并没有科技更具想象力、更受投资人的推崇和接受。

          第三,BigTech的风险主要集中于长尾用户。由于大科技公司金融服务的普惠属性,不管在资金端还是资产端都极大程度地向“全覆盖”方向发展。在金融服务不断下沉的背景下,BigTech的大数据风控对于长尾客户群体依然是有效的,不会因为服务下沉而增加信贷的违约率。BigTech的风险点主要在技术风险和声誉风险,因此,BigTech需要对声誉风险和技术风险作出充分的准备,防止在长尾客户端引起风险传染。作为传统金融服务的有益补充,BigTech也同样需要在用户识别(Know You Customers)上做足功课。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有人担忧BigTech会利用其市场优势进行监管套利,关于这一质疑目前学术界也没有有力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确认该质疑。不过,在上文提到的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最新工作报告中,得出了“监管严格度与大科技信贷量是负相关,但是并不显著”的结论。这可能表明,严格的监管规则会减少金融科技的信贷活动,从而说明BigTech仍受到监管的制约,并不存在明显的监管套利可能。

          四、如何监管BigTech的金融业务

          一是,监管必须具有及时性。由于大科技公司特有的属性,其金融业务也非常具有快速扩张的特点,因此,针对新兴领域和业态,监管应该及时跟进。同样,也应该特别注意及时明确新产品和新模式的重要意义,避免出现不必要漠视和拖延,从而挫伤新的经营者进入金融科技市场的积极性。

          二是,监管必须具有弹性。金融监管的目的规范发展,而不是遏制创新。就BigTech而言,其巨额的投入及风险承担能力是市场自主的选择,也是符合金融科技发展的逻辑。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应遵循有效监管的原则和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和关联性,避免产生过渡监管,也绝不允许监管真空的存在。

          三是,监管必须维护公平。BigTech从事金融业务与传统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虽然商业模式、业务逻辑都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并未改变底层金融产品的属性,因此,监管也应该做到一视同仁,既不歧视也不溺爱,都需要在相应的牌照下运营。同时,为避免行业垄断等问题,监管应侧重在促进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开放市场。

          四是,监管必须国际协调。由于BigTech业务具有跨国和跨域的特点,不仅在同一国家需要实现监管统一,在全球范围内都应该实现监管规则的趋同一致。否则不仅可能出现更多的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行为,更容易在各国监管松紧不一的情况下损伤一国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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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重点环节 打好金融风险攻坚战

          评论 郑联盛 2019年06月04日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打好金融风险攻坚战,需强化对重点风险环节的应对与处置,重点关注宏观杠杆率、结构脆弱性、外溢效应及新兴的金融科技等领域。

          宏观杠杆率高企涉及总量与结构,涉及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2018年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总杠杆率为243.7%,处于较高水平。2018年企业杠杆率小幅下降至153.6%,但国企杠杆继续攀升至103%。居民杠杆率从2016年底的4.8%上升至2018年的53.2%。流动性风险是杠杆率提升后的重大威胁,流动性具有极强的嬗变性,容易引致“信用骤?!奔啊懊魉够笨獭?。

          国企过剩产能、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是具有结构脆弱性的局部性风险,并逐步成为一个具有全局冲击力的体系。影子银行为这三个领域提供较大规模的信用,同时随着不同金融和经济领堿的內在关联性日趋加强,金融监管的分业边界更加模糊,引致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制度性错配。

          外部风险仍是金融风险防控的一个长期变量。本轮国际金融?;岳?,主要经济体债务高企、杠杆攀升,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的出台和退岀带来了全球资产价格和资产配置的变化,部分国家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整形成了巨大风险的外溢效应。

          金融科技高速发展带来金融风险防控的新难题。首先,高速发展的金融科技可能重塑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其次,金融科技使得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内涵产生变化。新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可能是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或其他具有复杂关联性的中型机构。再次,金融科技兼具科技属性与金融属性,跨界化、去中介、分布式、智能化等技术应用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跨界和混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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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评论 胡滨 2019年05月16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有序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治理金融风险,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不断增强。但也要看到,我国金融业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推动金融业健康发展,更好发挥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币逊袷堤寰米魑晟平鹑诜?、防范金融风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资金“脱实向虚”或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金融需求。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着力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在优化融资结构方面,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加速推进科创板和注册制落地实施,努力构建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さ亩嗖愦巫时臼谐√逑?。在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方面,继续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积极发展中小银行、民营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机构,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路径,提升证券、保险、信托、基金、融资租赁、保理、互联网金融等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完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市场长期发展机制,加快推进利率、汇率和国债收益率市场化改革,提升金融市场效率,使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丰富金融产品体系方面,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拓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

          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既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又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一方面,保持宏观经济总需求稳定。发挥好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健全及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健全信用惩戒机制。管住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理人员,加强金融业反腐败力度。完善金融制度体系,规范金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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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看待社融增量数据的变化

          评论 郑联盛 2019年05月13日


          在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创出历史新高后,2月份的社融数据则出现大幅下跌。

          对此,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记者会上表示,一定要把货币信贷的数据拉长时间来看。前两个月人民币贷款新增4.11万亿元,同比多增了3748亿元,社融新增5.31万亿元,同比多增1.05万亿元,社融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为2019年经济金融开局提供了保障。

          其实,对于社会融资增量的变化,我们应该理性去看待,而且需要拉长时间周期去分析,这样才能在数据迷雾中寻找到“真谛”。

          一、货币政策边际改善

          社会融资规模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新增融资量,既包括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又包括资本市场的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社会融资规模是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的基础指标,其结构亦反映金融体系的微观结构变化。

          从总量上看,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创新高反映出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性,货币政策边际改善正在呈现。

          具体来说,由于经济下行压力渐显,2018年以来宏观调控部门多措并举地支持经济增长,如创设央行互换票据(CBS)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采用多种政策改善小微、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2019年,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有效提升就业水平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就需要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政策的逆周期功能。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19年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2019年1月,人民银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了较多流动性,提升了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水平。

          对此,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也表示,2018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人民银行积极采取推动银行发行永续债,综合运用定向降准、中期借贷便利(MLF)、再贷款、再贴现等一系列措施,缓解银行信贷供给存在的约束,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且上述措施的效果正在显现,货币政策传导也出现了边际改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二、三大资金供给结构变化,值得关注

          从结构上看,前两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数据的变化还透露出以下三点信号。

          首先,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人民币贷款支持大幅增加,票据融资膨胀式增长,反映信用市场环境进一步改善。

          1月份,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3.57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升1.9个百分点至67.4%,反映信用环境不断改善。作为商业信用的核心载体,票据融资大涨也反映信用环境改善的趋势。

          其实,票据是由出票人签发的、约定自己或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指定日期向收款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有价凭证,这种无条件支付的秉性充分反映商业信用的活跃性。2018年5月以来,票据融资规模呈现逐步、波动扩大的态势,但整体规模相对有限,直到2019年1月同比多增高达4813亿元至5160元。

          其次,中长期贷款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增长反映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支持得到了一定保障,资金供给结构有所改善。

          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面临国际金融?;岳吹睦沸缘退僭龀ぬ?,基础设施呈现出“投资悬崖”的特征。随着第二产业需求下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由2018年2月的7.9%下滑至全年的5.9%,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弱化,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下滑压力更为显著。

          2019年1月中长期贷款自2018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多增,增加共计1.39万亿元,同比多增907亿元。另外,在债券融资呈现回升的同时,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直接相关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超过千亿元,为地方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支撑。与固定资产投资直接相关的企业中长期信贷出现回暖,同期房地产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继续回降,以及地方债券新增显著,反映了资金供给呈现结构性改善的状况。

          最后,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额同比减少较多, 反映股权性融资仍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

          2018年以来,政府对资产管理、PPP、产业投资基金等进行了较为严格的监管,给权益融资带来了显著的压力。同时,股票市场持续低迷,使得融资难度加大。而权益性融资规模较小,充分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长期性资金仍然呈现严重不足的状况,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可能面临随着债权性融资增加、权益性融资下降而继续上升的压力。

          三、政策传导+结构优化是关键

          从内涵角度来看,社会融资规模是一个总量指标, 其可以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和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提升,可对经济增长、物价水平、投资消费等实体经济指标产生正面影响,有助于提升实体经济信心,有利于提振市场风险偏好。但是,社会融资增加是否能够转换为持续的增长动力,还与政策有效传导和融资结构优化直接关联。

          这个转换的实现受制于四个因素。一是预期。

          2019年在稳增长的政策指向上,金融去杠杆将从总量性去杠杆向结构性去杠杆转变,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稳健,并可能向边际改善方向转变,这个预期目前基本是明确的。

          二是私人部门的借贷意愿。逻辑上,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可以增加商业银行贷款的数量,并直接影响企业及居民的借贷数额,提高投资支出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其中,企业和居民的借贷意愿是关键,目前借贷意愿有所改善但未实质性提高。

          三是信用获得成本。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支持面临负债成本、运营成本及风险补偿等压力,并将此全部或部分转嫁给企业和居民。流动性支持、市场利率下降、运营效率提升、风险共?;平ㄉ璧仁鞘迪中庞贸杀窘档偷幕痉绞?。

          四是宏观经济的整体回报率及其稳定性。只有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回报稳定,信用机制才会形成可持续的内生机制。

          对此,李克强总理2月20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相关金融机构要齐心协力,让更多贷款更便捷流向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要向中长期贷款方向加大力度,以此引导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长期向好?!?/span>

          与此同时,近期央行发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提出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强化逆周期调节,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度,在多目标中实现综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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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来提升中国金融科技的全球竞争力

          演讲 胡滨 2019年05月13日

          听前面几位嘉宾发言,非常兴奋,在此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些观点。首先简要谈一谈读孙国峰司长新作的体会,全书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全景”,新书系统全面分析了金融科技的历史演进、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二是“断代”,金融科技作为新金融断代史的开端,对未来金融科技新生态乃至整个金融业态的发展、监管和研究都会提出新要求;三是“金融本质”,书中的一些观点揭示了金融科技对金融本质的影响和作用。我觉得以下两点比较重要,一方面,金融科技会逐步改善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匹配问题,另一方面,以信息收集、信息配置和担?;莆〗⒌男湃位?,在目前阶段没有发生变化,但未来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会助力信任机制的建立和升级。同时,我们要清醒意识到,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也会带来新的我们所没有面对过的挑战和问题,比如数字鸿沟和算法歧视问题,导致信任机制发生一些新变化,引发消费者?;ず徒鹑诳萍计栈菪?、公平性等难题。

          一、理性、客观判断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阶段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从理论上讲,有以下五大原因:

          第一,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抑制现象较为严重,传统金融基础设施相对缺位,使得金融科技的功能替代效应得以放大,金融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提升金融服务的水平和效率;

          第二,传统的金融行业属于特许经营型行业,存在较高的准入壁垒,而相关法律法规缺位则变相降低了市场准入条件,使得没有获得许可的无牌机构可以变相从事实质性的金融业务,而金融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错配则为金融机构和从业者提供了监管空白和套利空间,这也是导致我国金融科技行业前期野蛮生长的重要原因;

          第三,拥有庞大人口红利和消费者市场红利的中国,为金融科技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大量可落地的商业场景和商业模式。中国这种得天独厚的生长土壤,为金融科技的茁壮发育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而金融科技的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金融业的“生产可能性空间”;

          第四,当前,相对于英美等国家、我国法治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隐私观念比较薄弱,数据与信息的?;っ飨圆蛔?,这些为我国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极为宽松的甚至是没有约束的外部环境;

          第五,虽然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但是我国拥有全球领先的移动互联网,IT技术和电信基础设施,这些后发优势反而使得我国金融科技有了弯道超车的基础。

          理性、客观地分析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需要认真思考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我国金融科技的领先是全方位、多领域的领先还是仅仅支付清算体系(第三方支付)、消费金融等单一领域的领先;

          第二,我国金融科技的领先是核心技术的领先、商业模式的领先还是庞大金融消费市场的领先;

          第三,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已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由此引来资本市场对金融科技投资的热度持续高涨。当前,我国金融科技主要靠资本力量的推动,那么这种领先的未来可持续性体现在哪里;

          第四,“真伪”金融科技创新并存,金融科技市场鱼龙混杂,那些偏离实体经济需求、规避监管的“伪”金融创新会给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对“伪”金融科技机构监管不到位、监管边界不清晰往往会殃及池鱼,导致一些主流的金融科技企业发展受到抑制。

          基于此,我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历经“爆发式野蛮生长—清理整顿—理性发展”三个阶段,目前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在规模、市场份额和影响力方面的领先,而不是在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全面领先,中国金融科技未来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如何提高中国金融科技的全球竞争力

          要站在提升中国金融业全球竞争力的战略高度上考量中国金融科技的未来发展。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窗口期很短,形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紧迫和严峻。有效提升我国金融科技的全球竞争力,需注重以下两方面问题:

          第一,要提高我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我国金融市场规模庞大,但是法治环境和隐私?;げ唤∪?,而传统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发展金融科技的逻辑则与我国不同,通常是在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权利的?;ず秃图喙芄嬖虻慕?。比如欧盟于2018年5月25日出台《通用数据?;ぬ趵罚℅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目标是?;づ访斯衩馐芤胶褪菪孤兜挠跋?,同时重塑欧盟组织机构处理隐私和数据?;さ姆绞?。在全球规则已经制定并且话语权掌握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对于未来中国金融科技“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是非常不利的。建立国际话语权,一方面是要建立我国监管部门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对话交流和沟通机制,另一方面要推动我国现有的全球性头部金融科技公司积极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舆论影响力。我国学者也要积极参与到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的讨论之中,不能自说自话,要“打开门来做研究”。

          第二,要积极制定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技术和数据标准,健全监督管理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并适时向全球推广。随着金融和科技的融合发展,经济社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逐步提高,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制定支持金融科技发展的战略规划,英国提出的“监管沙盒”计划(Regulatory Sandbox)得到了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其核心目标是弥补现有金融监管机制的不足,平衡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未来我国实施沙盒监管的时机逐渐成熟,应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国版“监管沙盒”计划,并主动引导监管科技的应用发展,引领监管技术的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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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普惠金融更好发挥作用

          评论 胡滨 2019年05月10日


          普惠金融,是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如何充分发挥其作用,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

          我国对普惠金融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到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再到推出《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一系列政策法规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健全了相关金融基础设施,也完善了金融监管体系框架。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如何进一步降低普惠金融服务成本,合理引导低成本资金参与普惠金融服务,关乎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普惠金融政策主要是差别化准备金、定向降准及信贷政策等,集中于传统银行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从利率看,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产品利率较低,如2018年四季度,银行业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7%左右,而四大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低至4.5%左右。站在内部成本与收益的角度,金融机构自主市场化发展普惠金融的动力不足。因此,发展普惠金融,需要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主观能动性,保证其获得合理适度利润的同时,实现商业发展的可持续,让普惠金融不只是“政策性金融”,更是“发展型金融”。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为金融服务提供了巨大空间。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如何进一步降低服务成本,仍是一项现实课题。去年,我在地方挂职时负责金融工作,把一个“独角兽”金融服务企业引过去。合作初衷是希望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地方发展,解决“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后来调研评估发现,效果不理想,原因是它可以解决支付清算变现问题、普惠金融客户覆盖面问题和金融服务可得性及速度问题,却解决不了小微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问题。同时,金融服务企业自身的融资成本也高,存在动力不足问题。

          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真正发挥好普惠金融的作用,就要切实深入推进改革,如推出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从事普惠金融业务的相关政策、促进成本低廉的资金主动流入普惠金融领域、让政策性金融机构深入到偏远地区和落后地区,等等。只有着力解决金融服务成本问题、金融机构动力问题,才能更好地缓解普惠金融为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服务的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应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才能回归金融服务的本源,这也正是发展普惠金融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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