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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心简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银行研究中心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BRI)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下属专业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国内外银行业政策与实践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监管政策制定、地区金融发展、商业银行转型与创新等。致力于推动国内外银行业学术交流和政策对话,为国内外科研组织、商业银行机构提供应用性研究成果和咨询。

          拟聘用人员

          研究员(所内)

          ????李广子(金融所银行研究室,副研究员)

          ????任梦洁(金融所脱产博士后)

          ????刘艳君(金融所脱产博士后)

          高级研究员(暂无)

          特聘研究员(资料见聘用表)

          ????王? 剑 国泰君安证券,银行业分析师

          ????李奇霖 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

          ????谢? 玮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员

          ????栾? 稀 民生证券,研究员

          ????董希淼 恒丰银行研究院 执行院长

          ????张吉光 上海银行计划财务部 总经理助理

          ????王雅君 中信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特聘高级研究员(暂无)

          拟聘用行政秘书

          ????王?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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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供给侧改革往纵深推进,而谁在“裸泳”?

          评论 王剑 2019年07月03日

          金融供给侧改革是我国今年金融工作的“一号工程”。近期,银行业内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相关的事件较多,显示出改革在往纵深加速推进。本文在前期金融供改深度报告的基础上,结合实事做进一步延伸,理顺金融供改的大逻辑,并在此大逻辑的基础上,理解最近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并预计后续的改革效果。

          一、金融供改是乱象整治的逻辑延续

          2017年3月,以“三三四十”大检查为起点,监管部门启动了银行业乱象的大整治,严肃查处监管套利等行业乱象。乱象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后,大部分银行能够做到基本上合规经营,行业风气焕然一新。

          但此时,却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到政策当局和市场主体面前:原来那些乱象虽不可取,但那些违规业务确确实实为实体提供了资金,如今取缔了那些业务后,部分实体领域开始出现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甚至违约频发。当然,在金融整治过程中,有些违约案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应”违约的,它们原本就不该拿到这些资金。但事实上也有在整治过程中被误伤的正常企业。而现在让银行们合规地开展业务,却发现它们对实体的支持力度下降了。

          换言之,我们遇到了一个异常吊诡的现象:这些银行只有在违规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实体的支持,如若完全合规,就无法实现对实体的支持。

          有人将其归纳为一句“水至清则无鱼”。对乱象整治持有异议的分析观点,甚至以此为由,开始批评整治行动的合理性。显然,这样的结论有点耍赖的味道。

          银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银行们的产品与服务代表供给端,客户们的实际需求代表需求端(这里不把同业视为最终需求端,是因为我们把合理的同业业务比喻成银行间的“传球”,最终球还是要投给实体,即最终的需求端)。供需对比的分析依然适用于银行业。

          而如果银行业只有在违规的情况下才能支持实体,一旦规范就支持不了实体了,这只能说明,这个行业本身的供给质量与供给能力,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有效供给不足),与实体需求严重不匹配。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提升其供给质量与供给能力,而不是为了融资而纵容乱象。

          因此,从这一角度,面对整治之后的供给乏力,来一场供给侧改革便顺理成章了。供给侧改革的任务,即为调整、构筑一个更加合理的银行业格局,增加有效供给,压缩无效供给,打造更良好、更匹配的供给端,以便更好地支持实体。

          二、辨别有效和无效供给

          既然金融供改被概括为“增加有效供给,压缩无效供给”,那么自然而然,我们有必要先大致辨别出什么是有效和无效的供给。当然,没有一位银行家会承认自己刚刚签发的某项业务属于无效供给,于是,我们改用一个巧妙的逻辑来辨别。

          对于有效供给、无效供给,我们先进行以下逻辑推导:

          (1)我们首先假设,经过上一轮大整治,目前大部分银行的业务是基本合规的,已经很难通过监管套利等乱象来谋取盈利。

          (2)我国目前拥有5000家左右的银行,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明显过高,达到7%左右,总供给量不小。然而,却依然对实体支持力度不足,只能说明里面很多供给是无效的,大家天天加班却没给带实体带来足够多的实惠。

          (3)而既然我们都承认“有效供给不足”,那么意味着实际供需对比是“供不应求”,市场需求旺盛。于是,只要你能提供有效供给,切中市场需求,那么肯定能够获取良好回报。因此,大致也能推导出(虽然也不能100%断定),如果一家银行长期以来盈利水平较好,那么它的供给大概率是有效的。

          (4)结论:如果一家银行在经营全面合规之后依然盈利良好,那么它的供给大概率是有效的。

          因此,乱象整治之后,再回头考察各银行的经营成果,通过盈利水平,就基本能反映出各银行提供的供给是不是有效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逻辑推导,现实中情况五花八门,也不排除一些银行供给并非无效,却因一些其他因素,一时盈利不佳(比如某些区域性银行,如果区域经济不好,那么它再怎么优秀,也可能盈利不佳)。但我们放眼全行业,整体上看,该结论是大致成立的,否则就违反逻辑。

          以上逻辑推导的结论给我们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我们可以先从乱象整治之后盈利依然稳定的银行入手,把它们的业务模式视为有效供给的代表,然后把整治之后迅速坍塌掉的业务视为无效供给的代表。然后,监管部门也可以此为参考,在宏观上完成对合理银行业格局的顶层设计,引导各银行业务向所谓的有效供给去发展。

          而至于整顿之后的不同类型银行的盈利表现,我们已在上一篇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深度报告《银行大分化:寻找金融供给侧改革中的蓝?!罚ǚ⒈碛凇缎虏聘弧吩又荆┲邢晗刚箍?,此处便不赘述了。大致结论是:2017年开始的乱象整治中,中小银行整体上表现不佳,盈利增速持续走弱,而大型银行表现较好,盈利增速稳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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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中小银行也不是铁板一块,里面也有盈利表现很好的银行,它们也属于有效供给(当然,各银行盈利增速的起落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不全是乱象整治、金融供改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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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表现不佳的银行,一是其原先有一部分业务受到乱象整治影响,拖累盈利,二是即使完成整治后,也无力抓住实体融资需求旺盛的业务机会,创造更多盈利。而这两点在某些银行身上可能是一回事:原先享受着监管套利的盛宴,早已荒废了服务实体的本领,待到盛宴散场之后,实体的钱也赚不到。

          乱象大潮退去,谁在“裸泳”,几乎一目了然了。

          三、梳理金融供改的具体措施

          2019年初,监管部门一边继续巩固乱象治理的成果,不断开展“回头看”活动(“23号文”),一边则迅速推开金融供改的各项措施,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的能力。我们继续从“增加有效供给,压缩无效供给”两个角度,分析最近的政策是如何推动改革的。

          (1)增加有效供给。对于合规经营、业绩良好的银行,并且确实在某些领域表现出优异的业务能力的(比如在中小微企业领域能力突出),监管部门给予政策倾斜。甚至可以在行业内设置监管指标为指挥棒,推广它们的业务模式。

          前期政策包括前不久的中小银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让部分聚焦于本地的中小银行能够享受更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在此基础上还有已实施了几年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普惠金融完成得较好的银行,可以在基准存准率基础上额外享受0.5或1.5个点的优惠。虽然这些措施并不完美,比如依然只是基于“量”的考核(量大并不一定代表质优,金融供改理应更重视质优),但大方向也是能鼓励增加有效供给,起到指挥棒效果。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零星的政策,比如常熟银行试点村镇银行投资管理行,允许其在全国范围内开设、收购村镇银行,用于支持小微、“三农”等。总之,政策当局会不断出台措施,引导银行努力增加有效供给,服务实体。

          (2)压缩无效供给。对于整治后业务表现不佳,甚至经营陷入困境的银行,确实发现其原有业务脱离实体需求的,则针对性地开始业务督导,促使调整、提高。对于问题严重的银行,则进行必要的处置。近期公告的银行接管案,以及未来依然可能继续发生的其他问题银行退出,体现了政策当局坚决压缩无效供给的决心。

          问题银行的退出,除这些银行自身的无效供给被直接压缩之外,还能通过金融体系的市场化,间接推进其他银行无效供给的压缩。此前,由于市场存在“银行信用幻觉”,认为大大小小的银行都是不会倒闭的,因此银行的债务工具似乎是永不违约的,它们的收益率也体现不出信用利差。问题银行退出,宣告了银行债务工具打破刚兑,未来将会有信用利差分化,这将成为一种以“无形的手”自动调节供给的价格杠杆。

          具体而言,能够为实体提供有效供给的银行,也将获取较好回报,盈利表现好,那么其债务工具的利率也将较低,市场以低成本资金奖励了“有效供给的银行”。反之,无效供给的银行,则受到较高资金成本的惩罚,甚至是“关张大吉”的惩罚(当然,现实中情况较为多样,不会这样简单明了)。

          这种“无形的手”的力量,说不定比央妈定向降准等“有形的手”,更强大。

          因此,在银行业内建立顺畅的退出机制,本身就应该是金融供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压缩无效供给的有力手段。信用利差和退出机制出现后,以“融资成本”“关张大吉”来威胁经营不善的银行,逼迫它们想方设法围绕企业实际需求提供产品与服务,找到合理盈利模式,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得以生存。

          四、改革利好于扎根实体的银行

          在金融乱象整治之后,很多银行依然无法为实体提供有效供给,因此,金融供改是乱象整治之后的逻辑延续。金融供改包括“增加有效供给,压缩无效供给”,而最近的一系列政策均是围绕这两个角度展开。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随着改革措施往纵深推动,对于真正能够提供有效供给的银行,市场无形的手和政策有形的手均会给予充分的奖励。只要它们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有效服务了实体,自身也能因此获得良好的回报。

          那么,除了事后用盈利验证之外,事前如何大致判断银行是不是“提供有效供给”呢?或许并无标准答案,银行们可各显神通,各施所长,支持实体。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尽可能提炼出一些共同规律,以供各方参考。我们大致提炼为:战略上坚守实体,战术上方法得当。

          首先,战略上应坚决定位于实体部门,包括实体企业、个人等。然后,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定位于“实体企业、个人”还太宽泛,还要再细分下去,找到自己的细分领域,比如中小微企业,或者是白领阶层,与其他同业形成差异化定位,以便发挥自己特长,并避免恶性竞争。这种战略定位是综合同业竞争、自身优劣、政策导向等多方面因素基础上形成的。这里所谓客户,最好是政策鼓励的实体部门,而不是政策限制的部门(比如过去几年热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近年受限)。在热门领域“扎堆”,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大家搞价格战,或者比拼人脉关系。

          然后,在战术上,不过度追求短期规模,而是采取较为科学的方法,精耕细作,扎实地积累客户基础。所谓科学的方法,一般是从综合服务入手,专业、热情地帮助客户解决各种实际业务问题,从而吸引客户成为本行的基础客户,再带来存款,再通过长期服务中积累的信息发放贷款。我们在前期报告中曾将这一模式归纳为“汇—存—贷”模式。当然,这一模式未必适合全部银行,但比较适合战略定位清晰的中小银行。

          我们相信,在金融供改整体往纵深推进的关键时刻,上述这些真正扎根实体的优质银行,日子只会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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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资产分类管理新规的解读与建议

          评论 曾刚 2019年07月03日

          2019年4月30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金融资产分类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菪邪旆ā肥嵌韵中小洞罘缦辗掷嘀敢返男薅?,同时吸收了巴塞尔委员会关于审慎处理资产的相关实践标准,预计会对银行资产风险分类管理的治理架构政策、流程、不良资产比重以及后续减值计提产生较大影响。

          一、《暂行办法》出台的背景

          总体来看,《暂行办法》的出台主要基于以下背景。

          一是为了适应我国银行业资产风险特征的变化。随着银行业资产业务的日趋复杂,同业业务、债券投资、票据业务等占比越来越大。现行《贷款风险分类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主要针对贷款提出分类要求,对贷款以外的其他资产缺乏相应要求。部分商业银行对投资债券、同业资产等没有开展风险分类,或“一刀切”全部分为正常类,所以需要一套能够适用于银行主要资产的风险分类标准,使银行能识别出各类资产的总体信用风险。

          二是要解决银行资产分类执行标准不清晰的问题。现行《指引》对一些分类标准缺乏清晰的界定,例如重组贷款中的“客户无力还款”标准如何判定?逾期多少天必须进不良贷?这些规则的模糊导致银行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大操作空间,银行不良率真实性也一直受到外界质疑。

          三是为了有效对接国际监管标准。2017年4月,巴塞尔委员会出台了《问题资产审慎处理指引-不良和重组暴露的定义》,对不良资产暴露和重组资产[1]的认定标准和分类要求进行明确,并提出了逾期90天的暴露均须划入不良的实践原则。虽然巴塞尔委员会的指引不具备强制性的法律效力,但作为成员国,通过《暂行办法》吸收和落地巴塞尔指引中的最佳实践,体现了我国银行业主动对接国际先进监管要求的努力。

          二、《暂行办法》监管要点分析

          通过比较现行《指引》和巴塞尔监管规则,《暂行办法》呈现以下一些趋势和特点。

          (一)重组贷款认定情景更加清晰

          现行《指引》尽管要求重组贷款必须归为不良贷款(至少应归为次级类),但由于对重组贷款两个关键性条件“债务人财务状况恶化”以及“合同调整”规定不够清晰,银行在处理重组贷款的时候还是存在一定操作空间,例如部分重组贷款仍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于正常贷款当中。巴塞尔《问题资产审慎处理指引》对重组贷款的两个要素财务困难(Financial Difficulty)和合同调整(Concession)给出了详细的定义,其中“财务困难”包括以下情形:“本金、利息已经逾期;偿债能力下降;资产已经被归为不良无法以公允价格在外部市场融资;发生证券存在退市风险”;“合同调整”则包括“延长还款期限、变更对客户有利还款计划、减免利息和费用、债权转股权、释放部分风险缓释”等条件?!对菪邪旆ā烦浞治樟税腿哉饬礁龃シ⑻蹩畹亩ㄒ?,使得重组贷款的认定情景较现有《指引》更加清晰,银行对重组贷款的自主认定空间明显缩小。此外,在重组贷款分类上,《暂行办法》不再要求重组贷款必须一刀切分为不良(仅要求最少在关注类),但对处于“重组“状态的贷款增加了限制要求,例如将贷款重组的观察期从6个月延长到了一年,多次重组贷款至少需要进入“可疑类”分类。如果严格按照《暂行办法》执行,预计银行将有大量 “重整”贷款需要从“正常类”进入“关注类”,相应的贷款质量构成和后续减值计提都会面临影响。

          (二)对逾期转不良的要求更趋严格

          逾期天数指标一直是监管看重的反映资产恶化程度的重要指标。2007年《贷款分类指引》就要求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均要进不良,但由于缺乏清晰规则,一些银行以担保充足为由,将部分逾期90天以上的债权未纳入不良统计。2017年巴塞尔《问题资产审慎处理指引》中也规定了“即使没有实质违约或者信用恶化,只要逾期超过90天,也需要划为不良”。2018年银保监会出台《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中,则根据银行贷款偏离度情况[2],对银行拨备覆盖率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3]。本次《暂行办法》则在前期监管要求的基础上,执行更严格标准,要求逾期90天以上的债权,即使抵押担保充足,也应归为不良(至少划分为次级),并规定逾期270天以上应至少归为“可疑类”,逾期360天以上应归为“损失类”。

          从2018年银行年报可以看出,大部分银行已经按照要求压缩了贷款偏离度,大部分银行的贷款偏离度均降低到了100%以内(见表1)。但随着逾期指标监管的日趋严格(据报道,已有地方银监部门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将逾期60天以上的贷款纳入不良),银行逾期贷款分类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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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产风险分类的范围更加广泛

          目前大部分银行都会对贷款进行比较规范的分类标准和流程,但对非信贷资产(如债券、同业资产、资管计划投资等)还缺乏清晰的分类标准。部分银行因为内部管理和减值计提需要,也制定了非信贷资产的分类标准和管理要求,但由于缺乏来自监管的统一标准要求,非信贷资产分类还分散在不同的业务条线部门进行管理,各类资产分类标准并不一致,导致存在风险性质相似的资产在分类结果上差异较大的情况?!对菪邪旆ā芬笠卸员砟谕獬械P庞梅缦盏慕鹑谧什凑障嗤曜祭捶掷?,并且要求银行对以自有资金投资资管计划和ABS投资穿透到基础资产再进行分类,这将有助于银行完善统一的分类标准和管理流程。

          (四)强调债务人为中心的风险分类理念

          《暂行办法》相对于《指引》的一个重要理念变化是强调了以债务人为中心开展分类管理。首先,判定资产是否归入不良的重心不再是贷款本息能否收回,而在于债务人是否有履约能力,抵质押担保等风险缓释措施仅能在不良资产被具体划分到次级类、可疑类还是损失类等标准中发挥作用。其次,在银行内部,不同资产的交叉认定也需要根据以债务人为中心来开展?!对菪邪旆ā方杓税腿被岬墓芾硪骩4],要求如果债务人在本行债务有5%以上分类为不良的,本行其他债务也应分类为不良。以债务人为中心的风险分类理念,体现了监管 “重第一还款来源、轻抵质押担?!钡乃悸?,也有助于银行加强第一还款来源管理,了解和掌握借款人的现实情况,从源头上防范信贷风险。

          (五)增加了银行间不良资产的交叉认定要求

          巴塞尔《审慎处理资产指引》中对银行间不良资产的交叉认定有如下规定:只要同一债务人在其他银行出现一笔实质不良,其他银行均要认定不良?!对菪邪旆ā芬步杓苏馓豕娑?,要求:对于同一客户如果在他行的逾期90天债务超过自身债务总额的5%,本行的这笔贷款也必须至少进入次级贷款。银行间交叉认定会迫使各家银行的不良认定自动校准到同业银行中最严格的认定标准,对一些不良认定较宽松的银行将会带来较大冲击。

          三、相关建议

          目前《暂行办法》还处在征求意见阶段,从现有业界反馈来看,《暂行办法》会使得不良认定总体趋严,部分银行的资产质量将面临向下迁徙的压力,但对资产质量较好、资产分类标准执行严格、贷款偏离度较低的银行则影响较小。此外,部分规则在现有银行管理实际情况下还存在一定的实施难度,建议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完善。

          一是建议设置重组贷款标准的优先顺序。现有重组贷款判断条件包括“发生财务困难”和“合同有利于债务人”两个条件,如果按照“只要满足任一条件即算重组贷款”的最严格标准执行,可能会导致一部分风险状况正常业务的展期也需要归入关注,导致银行“关注类”贷款波动较大。建议《暂行办法》根据重组贷款的风险实质,设置重组贷款认定的优先顺序、例外条款,并制定必要的缓冲过渡安排,从而减轻重组认定对资产质量结构的冲击。

          二是考虑部分条款技术上实现的难度。例如在银行间不良资产交叉认定方面,目前银行获取某一债务人在其他行债务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征信系统,而征信系统一方面缺乏精确的逾期天数数据(只有贷款五级分类和逾期月份数据)以及除贷款外其他金融资产的分类数据,另一方面通过系统间批量查询耗时较长,都会对交叉不良认定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产生影响。

          三是建议明确信用减值的定义?!对菪邪旆ā饭娑?,如果资产发生信用减值均需要归为不良贷款(至少降低至次级),但信用减值的定义并不明确。在现有IFRS9新会计准则减值规则中下,对于划分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金融资产,均需要按照资产存续周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如果以此认定二阶段的金融资产都发生信用减值,将会较大程度上扩大不良资产的认定范围,建议《暂行办法》参照巴塞尔《问题资产审慎处理指引》要求,将信用减值对应为IFRS9减值规则中的第三阶段资产。

          从银行自身管理角度,则应“未雨绸缪”,以《暂行办法》为契机加强资产质量管理,包括:主动对标管理要求,开展资产分类影响测算,做好不良资产处置的预案,减轻办法实行后的实质冲击;加大逾期资产的预警和管理,提前预防不良发生率;逐步完善分类管理基础建设,完善基于债务人的交叉认定流程和信息系统;提高资产分类、减值计提和风险管理的协同性等。

           

          [1]巴塞尔《问题资产审慎处理指引》重组贷款对应的术语是forbearance(容忍),是借款人出现财务困难时,银行通过展期、利息减免、借新还旧等方式开展有利于债务人的合同调整。

          [2]贷款偏离度=逾期90天贷款/不良贷款。

          [3]银保监会《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规定:如果贷款偏离度超过30%,就要按照最低150%计提拨备,如果完全纳入,仅需按照120%计提拨备。

          [4]巴塞尔《问题资产审慎处理指引》中规定:“如果银行的非零售交易对手有任何一笔风险暴露发生实质性不良,应将其所有风险暴露均认定为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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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银行的冷思考

          评论 曾刚 2019年07月01日

          开放银行(Open Banking)是一种开放化的商业模式,通过与第三方开发者、金融科技公司、供应商等其他合作伙伴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及其他业务功能,重构金融生态系统,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它至少包含用户、服务和模式三个层面的开放。从用户的角度,开放银行将其客户群体向外拓展,不论是否在该银行开设账户,用户都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获取开放银行的服务;对于已经开立的账户,用户可以在统一的界面上集中管理,并根据自己的需要比较选择更适当的产品。在服务上,开放银行将自身服务植入第三方合作伙伴平台,力图通过B端、G端无感融入所有人的生产和生活场景。在模式层面,开放银行则强调经营理念的转变,其实质是一种全新的“银行即服务”(Bank as Service),在这种理念下,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关系将从相互竞争、各自为战转变为协同创新、生态合作。

          一、我国开放银行的实践

          与国际同业相比,我国开放银行的实践起步略晚,2018年7月12日,浦发银行推出其无界开放银行API Bank,成为业内首个正式落地的开放银行,开放的功能既涉及直销银行开户、网贷、礼遇平台、出国金融、跨境电商、缴费支付等领域,也包括合作营销、资产能力证明等场景。截至2019年2月底,浦发API Bank已开放接口257个,对接中国银联、京东数科等共计92家合作方应用,日峰值交易量已超百万。除了通过B2B2C、B2B2B的模式融入生活、生产场景,浦发银行还与G端合作,让政府服务变得更加高效便民。例如浦发银行作为首批与上??诎斗癜旃仪┦鹫铰院献餍榈囊?,通过API Bank与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进行快速对接,提供在线付汇、购汇、申报等金融功能,使外贸企业可以通过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在线提交付汇或购汇指令,仅需短短几分钟即可一站式完成服务,大大提高了企业开展跨境贸易的效率。

          浦发API Bank以后,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均公布了数字化转型、开放生态的战略思路,同时也催生了第三方开放银行平台的实践。不同于开放数据和服务的银行,第三方开放银行平台是连接众多开放银行与下游用户的中间商,它付费调用开放银行的API,并进一步整合、分析数据,为用户提供更集成化、更优质的金融解决方案。兴业数字金融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数金”)是兴业银行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兴业数金继承了兴业银行“银银平台”的科技输出业务板块作为主营业务,依靠银银平台十余年的客户积累,力图在资金端连接更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而在资产端连接更多企业和个人,从而能够依据不同借款人的融资需求和征信情况,匹配不同风险偏好的贷款资金。

          如果我们将视野从第三方开放银行平台进一步拓展,会发现基于“开放”、“共享”、“生态”理念的金融展业新模式已经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中更早、更全面地进行了实践。例如在普惠信贷领域,一些拥有牌照、数据、技术等核心能力的机构依托金融科技搭建了开放平台,将业务的各个环节解构为获客、数据、风控、资金、增信等独立节点,不同节点上各有所长的机构被连接起来,构建为有机的金融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诸多参与方充分发挥各自在业务属性、服务网络、数据积累、科技研发、融资渠道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以开放、共享的协同方式消除业务短板,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相较于前述开放银行-第三方平台-用户的三层结构,这种新型展业模式更加开放多元,我们称之为“聚合模式”。聚合模式的资金方不限于银行,还可包含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信托、P2P等;而第三方平台则被进一步解构为获客、数据、风控、科技等专门服务商,更引入增信机构,生成不同风险属性的资产以匹配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方。在用户层面,面对金融需求多元、地域分布广泛且分散、风险复杂且识别成本高、金融素养和互联网接受运用程度参差不齐的普惠金融人群,依托开放生态理念的聚合模式为其提供了多元化、价格可承担、体验更便捷的信贷解决方案。目前,平安普惠、蚂蚁金服、众安保险等机构都是这种聚合模式的典型实践者。

          二、我国开放银行面临的挑战

          纵观各国的开放银行尝试,其着眼点都在于资源开放、数据共享,意图推动传统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更深层次地协作和竞争,最终追求金融效率的帕累托改进?;诳乓械母拍?,未来银行的基本业务应能够像乐高积木一样??榛?,金融服务可以按需“拼搭”业务???,增加业务的多样化和定制化,而银行将成为高度开放共享的金融服务平台,金融科技公司和银行共同构成共生共存的金融生态圈。但也应该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银行实践在我国可能面临相当大的挑战,不应脱离实际需求盲目跟风追逐热点概念。

          1、监管层面的不确定性

          不同于英国以及欧洲政府出台具体政策主导推动的模式,也不同于美国在完善的法律基础与成熟的功能监管之上的市场化创新,我国在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方面还远不完善。首先,在公民数据、尤其是金融数据的共享方面,开放银行实践面临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2017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开始施行之后,对于运用数据的合法性、合规性判断给金融机构和数据服务商已经带来了一些困境。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和适用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而金融数据作为其中最为敏感的一类,其获取和应用的成本都越来越高。为了证明收集数据的合法性,机构与用户签署的告知协议也越发复杂、冗长,这既增加了机构的法务成本和合规成本,也增加了用户阅读和理解的时间成本。同时,在数据的获取、使用和共享方面,一些开放银行的业务尝试仍游走在可与不可之间的灰色地带,仍有诸多监管问题亟待解决,面临较大的政策风险。比如在共享过程中应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即不被盗用和篡改,用户隐私得到?;げ槐磺址?;在适用范围和透明性上,要保证共享的数据只能在客户授权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使用,让用户能够了解自己共享了哪些数据、谁在使用、面临何种风险,并保证用户能够收回数据共享授权并强制被共享方永久删除;在数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安全和隐私受损、以及相应纠纷时,应确立责任方、补救方式以及专属监管部门。

          其次,银行开放的过程中存在资金跨区域、或绕开信贷监管政策投放的可能性,与现行属地监管原则有一定的背离。银行业务开展应符合一定的属地限制,是现行机构监管框架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线下信贷业务,只能在银行分支机构所在地区开展,对于异地分支机构较少、甚至没有异地机构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而言,这意味着其信贷业务只能局限于本地。加之过去一段时间,国家政策层面愈发强调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监管部门进一步强化了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管,特别对农村金融机构还提出了“贷款不出县、资金不出省”等要求,并制定了相应的监管考核指标体系。而基于开放银行的业务模式,客群地域分布范围广、资金投放不受限制,对城商行和农商行来说,这恐怕难以符合属地监管的标准、以及信贷资金支持本地经济发展的要求。2018年末以来,监管部门对银行互联网贷款监管的动向,引发了市场高度的关注,虽然目前正式的规则并未尚未落地,但其中包含的限制资金跨区域流动、以及引导资金流向小微的政策取向,这都成为开放银行发展所必须要考虑的约束条件。

          2、金融科技公司跨界竞争的挑战

          在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跨界竞争中,牌照与数据是商业银行至为重要的护城河??乓懈拍畈⒉灰欢苁挂幸祷竦媚芰Φ脑鼋?,却会使金融科技公司享受大多数好处。目前,银行在场景建设、用户触达、流量获取等方面较金融科技公司存在劣势,而开放银行并不能为传统商业银行培养获客能力,反而将与用户的交互拱手相让,自身退居幕后,做起了“银行即服务”。虽然短期内,个别在开放银行领域具有先发优势的银行可能获得相对更快的资产规模增长和更高的收入;但从整个行业的角度看,长期来讲,开放银行可能会使银行业变成“工蚁”一般,仅提供底层的存款、贷款和支付等核心功能和最基本的用户管理服务,而用户对金融更高、更多元化的要求将由金融科技公司满足。如此一来,客户对银行的概念将逐渐模糊,银行业在整个金融服务的链条中后置,品牌将被淡化,获客能力可能进一步萎缩乃至于彻底丧失客户控制权,银行原先争夺客户的竞争模式可能演变成对合作方的争夺,这恐怕与银行希望加强与客户联系的初衷背道而驰。

          在银行开放数据和服务的进程中,金融科技公司无疑将享受大部分数据共享的好处,而银行却要承担API接口设计、信息系统架构改造等方面的成本,更要面临开放以后客户触达减少的风险。而且金融科技公司在使用开放银行接口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时候,是否应和银行一样受到严格的监管?如果在这一问题上区别对待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那么势必会造成不公平并滋生监管套利。更进一步,如果像Open Banking的倡导者Chris Skinner所言:“任何人在未来都能通过APP、API接口和一些分析软件建立自己的银行”,这意味着通过各类开放银行接口,将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够自主拼搭出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与服务,等同于获得了银行牌照,这对以持牌金融机构为核心的分业监管体系显然会形成巨大的挑战。而反过来讲,在现行的监管体系下,上述理念显得过于超前。

          3、银行自身能力的限制

          为了避免上述开放银行边缘化的问题,资金实力雄厚、技术资源充沛的大型银行可能会考虑自主打造开放平台,作为生态圈的发起者和核心参与合作和竞争。但是,开放银行并不只是技术投入的问题,其发展还需要银行改变传统的经营理念、治理结构、信息系统以及IT开发流程与之配套,而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庞大,组织管理层级长,企业文化也相对固化,要彻底转变理念并落地执行,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在理念上,传统银行多年来习惯于“以己度人”的经营思维,即根据既有的计划来开发银行认为客户需要的服务及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营销方式让客户被动接受。在治理结构上,银行大多是以业务为中心的部门制,每个部门负责自己的业务,呈现相对割裂的状态;而IT部门虽然和业务部门相对独立,但由于其长期处于中后台地位,话语权较小。这导致一旦有创新需求,涉及到的业务部门往往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各自为政;技术部门的意见又得不到重视,开发版本安排受到业务部门行政力量干预,决策链条长且低效,做不到像互联网企业那样同步决策、快速迭代。

          在信息系统层面,很多银行的信息系统建于20世纪中后期,采用的技术和架构相对陈旧、落伍,银行内部各部门之间数据割裂、标准不一。加之近年来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速度加快,一些银行长期依靠“打补丁”的方式升级迭代,使得信息系统变得异常臃肿,不仅运行效率低下,还导致系统内部逻辑混乱、维护成本极高。银行虽然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但是重新构建一个新系统不仅成本高,更可能对系统稳定性和业务连续性产生影响,风险亦很高,所以改变核心信息系统以适应开放银行的技术要求对银行来说阻力重重。

          在IT开发层面,传统银行的多数创新尚停留在利用数字化网络技术改善操作界面上,只是将产品和服务缓慢迁移到网络平台或手机APP中。在开发流程上,很多银行仍然沿用旧有的经典“瀑布模式”,即把软件开发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制定计划、分析需求、编写程序、测试软件和运行维护六个阶段,所谓如瀑布流水、拾级而下者。这种开发模式在“以己度人”的经营理念和部门制的治理结构下,往往需要层层签批,协调诸多部门利益,流程冗长,一个产品从设计到落地动辄以年计算,迭代更新则更为缓慢,这种沿袭了几十年的开发模式与开放银行挖掘共享数据价值、满足定制化需求、提供便捷服务的理念格格不入。

          至于众多中小银行,因地域和客户群体受限,其对接生态、融入场景的愿望更为强烈。但囿于其资源和能力有限,自建开放平台充当核心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故只能借助外力,寻找第三方谋求合作,这又面临客户控制权丧失、品牌边缘化的难题。

          三、对未来的展望

          在金融科技、开放共享的浪潮中,金融机构从单打独斗走向协作共赢是趋势所向,国际和国内诸多金融机构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案例,银行亦难以独善其身。在我国监管政策不确定性较大、多数商业银行开放能力受限、开放战略前景不够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开放银行真正落地运行将面临较大挑战。短期内,对于大多数银行,在个别产品层面输出金融服务能力,将产品以API形式嵌入到合作方场景中,也许是当下更占优的选择。这本质上属于一种新型的获客辅助和引流模式,浦发银行的API Bank就属于此类。

          长期内,面对可能的开放银行变革,银行应该立足自身实际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循序渐进改善体系架构、培养核心能力。具体而言,可以采取如下几种方式。首先,有研发实力的大型银行,可以通过内部研发或建立实验室等方式,促进内部创新,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当研发部门或实验室拥有足够能力对外输出后,可以将其剥离为独立的金融科技品牌,从而集中优势资源,摆脱传统银行体系固有的束缚,打造全新的智慧银行形象。其次,具有资金优势的银行可以使用投资或并购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建立金融科技孵化器,通过与初创企业合作,掌握第一手的创意和技术,并引导初创公司根据银行既有的体系进行针对性的技术和产品研发,从外部推动银行变革;另一方面,也可收购估值合理、成长空间大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科技公司,融合成熟的外部创新资源,快速提升数字化金融服务能力。第三,可以与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展开战略合作,从而迅速地给银行引进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如工农建交就已分别与BATJ达成了战略合作;但是在这种模式中,银行难以获得对方的核心技术,对产品控制力较弱,战略合作还存在破裂风险。第四,少数小型互联网银行,可以尝试“银行即服务”的开放平台模式,转型成为金融服务基础平台,与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开展多对多共赢合作,形成金融生态圈为客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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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严监管如何影响消费?

          评论 王剑 2019年07月01日

          对于金融严监管是不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问题,我们需要理一理思路,把问题分解为两个环节:一是金融整顿如何影响货币供应量,二是货币供应量如何影响消费。

          理清这两个问题,需要严谨的货币金融分析方法,可能不是简单看一堆同比增长率就够的。

          我们重点分析2017-2018年,也就是金融严监管的年份。

          一、金融整顿影响货币供应量

          我们使用老口径的M2作为货币供应量,以便剔除新计入M2的(非银行持有的)货基的影响?;趸皇抢丛从诨醣遗缮?,不能使用货币派生的方法分析。

          2017-2018年,M2同比增速分别为8.1%、7.0%??杉?,2018年货币供应量大幅下降,毫无疑问,这是金融整顿的结果。但我们需要更详细一点,了解金融整顿是通过哪些业务造成这一影响的呢?

          我们将上述同比增速分解到M2的各派生来源:

          1.png

          以上算法为:先把当年全年的M2增量,分解到上述各渠道,得到每个渠道的增量(数据来源本公共号前面有报告详述)。再把每个渠道的增量,除以上年末的M2余额,即可得到上表中的数据,即分解到各渠道的M2增速贡献。注意,上述贷款是加回了被专项地方债置换掉的部分,以体现完整的信贷派生货币量。

          结论非常明显:2017-2018年M2增速快速下滑,主要是银行收缩了各种SPV投资(包括投放非银资金、投资于资管产品等)导致的。因此,是2017年以来的一系列金融严监管措施,遏制了银行表内投放非标、SPV投资等业务,导致M2增速下滑。

          注意,这里仅指银行表内业务,表外理财是不会派生M2的,所以,“资管新规”跟M2增速下滑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总有些人亡“资管新规”之心不死,一遇事就提它来背锅。

          而其他信贷、财政等渠道,投放基本正常。债券、外汇占款则本身就没多少贡献。

          因此,2017-2018年的金融严监管,遏制了银行的SPV投资,造成了货币增速下滑,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货币增速下滑影响消费

          为分析住户部门的现金进出,我们需要结合这一部门的资金进出情况。一般来说,住户部门有以下资金进出渠道。最后,全部所有这些渠道的净差额,会形成该部门全年的“存款+手持现金”增量。

          住户部门的资金流入,来自①收入(是指从其他部门的收入,比如企业、政府。从其他个人获取的收入不改变整个住户部门的资金余额)、②净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

          住户部门的资金支出,主要去向③消费购买,包括消费品、耐用品(同样,也只统计向其他部门的购买)、④金融投资(通过资管产品对外投资)、⑤实业投资(开办企业或向企业出资)。其中,个人直接购买企业发行的证券应该算到⑤,而个人向企业获取投资回报或退资则体现为⑤里的负数。

          2.png

          ④和⑤要区别开来的原因,是因为资金去了⑤会形成企业存款,但去了④则未必,而是先形成非银存款(资管产品在银行的存款),资管产品再投资出去时,再形成其他存款形式(比如投给企业,则最终也形成企业存款)。

          当然,还有一些零散的因素,我们就忽略处理了,比如个人购买外汇、购买政府债券、取现等,也会影响个人资金余额。由于电子支付技术发达,取现越来越少,因此我们对取现因素也忽略处理。

          然后来看数字(2018年,万亿元)。

          3.png

          2018年,个人部门从银行获取了7.4万亿元贷款(②),最后形成的存款增量是7.2万亿元。两者基本相等?;谎灾?,①≈③+④+⑤。

          即,住户部门从政府、企业那领到的收入,在购物、金融投资、实业投资中,几乎如数支出了。注意,这里只是说明这几个项在数字上刚好相等,并不是说住户把贷款得到的资金存了下来,同时把收入资金全部支出了出去,现实中,不同类别资金的用途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金融投资主要包括银行理财、公募基金等资管产品,缺乏完整的数据。但从银行理财年报数据来看,个人理财余额2018年全年下降6200万元,而个人货基则可能增量在2万亿元以上,外加其他一些资管产品,我们预计④约2万亿元。于是:

          ①≈③+2+⑤

          因此,购物支出③为:

          ③≈①-2-⑤

          ③又包括消费和购买耐用品(房子、车子),那么:

          消费=③-购买耐用品≈①-2-⑤-购买耐用品

          这是我们推导出来的重要公式。在收入①既定的情况下,个人部门的消费受上式制约。

          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任何权威部门公布过⑤相关的数据,即个人投资开办企业的资金支出(也包括个人购买企业发行的证券,但这应该不是主体)。因此,上述公式到这里为止,我们已很难作进一步测算。

          上述分析流程同样适用于分析企业部门,本文就不展开了。

          三、补充分析

          虽然缺失⑤的数据,导致上述测算过程中断。但是,依然可以做一些定性的逻辑分析。

          2018年的一个重大情况,就是金融严监管,导致银行压缩了SPV投资(包括投放非银资金、投资于资管产品等,这里资管产品包括同业理财、基金或券商的专户、公募基金等),从而回笼了M2,使M2同比增速很低。

          银行SPV投资的资金最终流向,一是在债券的二级市场中交易。比如银行购买一个资管产品(比如债券投资专户),参与债券二级市场投资,这也会派生一笔M2,计入非银存款。但2018年非银存款仅增加1.7万亿元。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银行理财存放银行的资金(计入非银存款)减少了1.8万亿元,而货基也有增长1万亿元以上(注意前文提及个人货基增加2万亿元以上,说明其他机构在赎回货基),这些都会影响非银存款。但从这些线索来看,非银存款变动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这一类资金流向不是银行SPV投资的主流。

          那么就该关注银行SPV投资后资金的另一个流向,即通过非标或债券的形式流向企业,形成企业存款,再通过企业的发工资(①)、向个体户购买(①)、分红(⑤的负数)等行为,部分流向个人。因此,银行SPV投资的大幅收缩,造成这些企业的非标或债券融资受阻,必然间接造成这些向个人支付的行为受阻,导致个人的①变小,即影响个人收入。那么对消费的影响肯定是不利的。

          但对于⑤的分析,我们没有数据可供形成结论??赡苁蔷貌痪捌?,老板们觉得经营企业无利可图,因而收缩了投资,体现为⑤变小甚至是负数,于是反倒导致个人存款增加。当然,也有可能是企业融资受阻,资金周转困难,导致一些老板不得不给企业追加资金,导致⑤变大,那也肯定影响消费。

          当然,我们最后的结论,金融严监管对消费肯定是有不利影响的。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的是,金融严监管是一条痛苦而正确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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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美国银行业乱中求进的深层原因

          评论 李广子 2019年06月05日


          2018年,在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美国银行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本文对2018年美国银行业以及代表性商业银行运行情况进行分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提供借鉴。

          一、2018年美国银行业运行特点

          经营规模稳步扩张。截至2018年底,美国共有5477家银行机构。2018年4季度末,美国银行业资产规模总计达17.9万亿美元,比上一季度增加了2700亿美元,环比增长1.53%,同比增长3.03%;负债规模达15.9万亿美元,环比增长1.56%,同比增长3.00%,负债规模的同比增速与资产几近相同。与美国相比,我国银行业经营规模仍保持较高增速。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8年4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和总负债比上年分别增长6.27%和5.89%,均高于美国银行业同期水平。(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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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实现高速增长。2018年,美国有近80%的银行报告收入高于上一年,美国银行业实现净利润2367亿美元,与2017年同期1643亿美元相比增长了44.1%。全年运营收入(净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之和)为8074亿美元,较上年同期(7543亿美元)增长7.0%。与之相比,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8302亿元,与2017年的17477亿元相比增长了4.72%??梢钥吹?,2018年美国银行业利润增速大大超过我国银行业同期水平。

          净息差明显提升。美联储2018年共经历4次加息,2018年12 月19日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2.25%~2.50%,较年初上升1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美国银行业平均净息差(NIM) 水平上升明显,成为驱动银行业营业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图2反映了2013年以来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NIM)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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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2可以看到,2013年以来,美国银行业平均净息差(NIM)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伴随着美联储的加息,美国银行业净息差(NIM)自2015年以来稳步上升。从2015年的3.07%上升到2018年的3.45%,上升了0.38个百分点。与之相比,同一时期我国银行业净息差则总体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3年4季度至2018年4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平均净息差分别为2.68%、2.70%、2.54%、2.22%、2.10%和2.18%,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梢钥吹?,我国银行业的净息差与美国银行业的差距近年来呈现扩大趋势。

          从美国社区银行情况看,其净息差水平要高于美国银行业平均水平。2018年,美国社区银行业平均净息差水平比银行业平均水平要高0.3个百分点。从趋势上看,虽然美国社区银行业净息差水平近年来也呈现上升势头,但增长幅度并不明显。其平均净息差从2013年的3.64%小幅上升到2018年的3.78%,仅上升0.14个百分点。

          经营风险有所下降。2018年美国银行业经营风险总体上有所降低。2018年4季度,美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99%,与2018 年3季度相比小幅下降,较2017年4季度下降0.21个百分点,处于较低水平?;嫡撕讼芏钗?6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169亿美元下降了1.47%。非流动贷款(逾期90天或以上,或处于非应计状态)在第4季度减少了10亿美元(1%)。其中,住房抵押贷款非流动余额下降20亿美元(4.4%),工商贷款非流动余额下降5.543亿美元(3.6%),但信用卡非流动余额上升16亿美元(13.8%)。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2018 年4季度为1.83%,大大超过美国银行业平均水平。(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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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资本充足率来看,2018年4季度美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基本保持稳定,为14.6%,较2017年4季度同比上升3个基点。2018 年美国银行业第4季度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70%,比上年同期增长了0.73个百分点,资本充足情况良好。银保监会数据显示, 我国商业银行2018年4季度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4.20%和11.58%,资本充足率与美国银行业比较接近,核心资本充足率要高于美国银行业。(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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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2018年4季度,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问题银行名单从第3季度的71家下降到60家,这是自2007年第1季度以来的最低数量。问题银行总资产从第3季度的533亿美元降至485亿美元。

          金融科技广泛运用。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是近年来金融业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其中,商业银行是金融科技应用的一个主要领域。美国作为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金融科技在美国银行业中也得到广泛应用。加大金融科技研发投入、促进新技术应用转化,已成为美国主要银行的普遍选择,金融科技已经成为推动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的大银行充分认识到,金融科技对推动银行经营理念、业务模式、服务方式等变革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支付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线上渠道和区块链技术运用等方面前景广阔。例如,2017年美国的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美国合众银行和富国银行等4家银行联合其他主流银行推出了P2P实时支付网络,打破了多年来第三方支付公司在这一服务领域的统治局面,客户无需新安装APP即可使用,并提供便捷的收付款服务。成立科技实验室,加强对新技术的探索与跟踪。除此之外,上述4家银行还与科技公司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战略、业务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例如,摩根大通在2016年启动“入驻计划”,由该行业务专家直接入驻初创企业,双方“肩并肩”开展行业变革创新,并推出了一系列金融科技成果,包括金融合同解析软件COIN、移动银行Finn、检索电子邮件的程序X-Connect、亚马逊的声控助手Alexa、网络虚拟AI助理、资产组合管理及投资软件You Invest等。

          二、美国代表性银行2018经营情况

          这部分将进一步分析高盛、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花旗银行五家美国代表性商业银行经营情况。

          (一)经营规模

          五家银行经营规模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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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1 可以看到,2018年, 五家银行资产规模稳步增长。2018年末,五家银行资产规模达9.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45%。从表1还可以看到,不同银行在资产规模扩张方面出现了分化。其中,富国银行2018年资产出现了负增长,资产规模下降幅度接近3个百分点,是五家银行中唯一一家资产负增长的银行;摩根大通是五家银行中资产增速最快的银行,达到3.53%。

          表2反映了美国代表性银行贷款规模及资产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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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2可以看到,五家银行在贷款增长方面分化更为明显。高盛、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贷款规模均实现了增长。其中,高盛的增幅最大,达到16.3%;而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的贷款规模则出现了下降,但幅度均比较小。

          从贷款在资产中的占比情况看,不同银行差异较大。2018 年,贷款在资产中占比最高的是富国银行,超过50%,意味着该银行在资产运用上较多地依赖贷款;与之相比,高盛的贷款在资产中的比重仅为10.1%,只有富国银行的五分之一,反映出该银行在资产运用上多元化程度较高。从趋势上看,高盛的贷款在资产中占比呈现上升势头:2018年贷款在总资产中占比与2017年相比上升了1.3个百分点。其他几家银行基本保持稳定,反映出代表性银行的资产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二)收入与盈利

          五家银行近年来收入和利润情况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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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3可以看到,五家银行净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18年,五家银行净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合计分别为3986亿美元和1115亿美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4.93%和78.91%。总体上看,五家银行净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均要高于资产规模增速,反映出上述银行2018年在盈利能力方面的提升。此外,从表3还可以看到,五家银行的净利润增幅要高于净营业收入增幅,也反映出银行在盈利能力方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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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4可以看到,2018年五家银行维持近年来利润率上升的势头。2018年平均资产利润率(ROA)和净资产利润率(ROE)分别达到1.14%和11.65%,与2017相比分别提高了0.53 个百分点和4.66个百分点,盈利能力明显增强。与之相比,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2018年4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ROA)和净资产利润率(ROE)分别为0.90%和11.73%,比2017年4季度分别下降0.02个百分点和0.83个百分点。通过比较可以看到,2018年美国代表性银行的盈利能力上升得非常明显。

          三、原因分析

          前文的分析表明,2018年美国银行业整体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其业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实体经济增长强劲。得益于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减税法案的顺利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给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强劲。2018年前3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长率分别为2.2%、4.5%和3.5%。就业市场持续繁荣,失业率下滑至近50年的低位。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巨大的金融需求,为美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撑。当然,伴随着减税计划刺激效应的消退,美国经济增长见顶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其对银行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可能也将会减弱。

          二是加息推动银行净息差上升。近年来,美联储持续的加息大幅提高了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水平。从前文可以看到,2018 年美国银行业的平均净息差与2015年的相对低点相比上升了0.31 个百分点。尽管美国银行业收入结构多元化程度较高,但利息收入在其营业收入中仍占有较高比重。在这种情况下,净息差的增长直接增加了美国银行业的利息收入,提高了单位资产的盈利能力。

          三是特朗普税改(“Tax Cuts & Jobs Act”,TCJA)降低税负。特朗普税改包含了大量对原有税收优惠的修订与限制,是减税与增税并存的结构化调整,并改变了各类银行业务的潜在成本与盈利能力。特朗普政府将企业税从35%降到21%,下降了14个百分点。税负的减少使得银行业在营业收入保持低增长甚至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实现利润的高增长。这一点可以从前文的分析中清楚地看到:2018年五家代表性银行净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增长4.93%和78.91%,后者是前者的近16倍。银行年报显示,高盛2018年有效税率为16.2%,包括了4.87亿美元的税收优惠,较2017年下降了45.3个百分点,税前盈利增长为12%, 税后的盈利同比增幅变成144%。当然,不同银行对于减税的受益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从2018年半年报来看,花旗银行的税负节约达到净利润的9.70%,而富国银行的税负节约则只有净利润的2.48%。

          四是对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监管政策的放松。2018年5月22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金融?;笞畲蟮囊淮谓鹑诩喙芨母锾嵋?,批准了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议案,特朗普批准并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的出台意味着除了13家特大型银行之外的借贷机构,面临的监管力度显著降低。例如,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下的小银行与信用合作社,如果杠杆率为8%~10%可以放松监管。此举直接带动了社区银行等中小银行的利润快速增长。

          五是经营成本下降推动盈利上升。一方面,实体经济复苏带动贷款质量回暖,一部分减值准备被冲回,进一步充实利润;另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降低了经营成本,运行模式的创新改善投入产出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的盈利能力。

          四、启示与借鉴

          第一,把握好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的平衡。经历了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和业务创新,我国银行业当前风险不断暴露,通过严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包括银行业在内的我国金融业近年来的主题。叠加其他因素综合影响,我国银行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美国银行业2018年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多重政策利好,包括税收改革、美联储加息、放松监管等。从长远来看,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之间始终保持此消彼长的螺旋式上升关系。既不能为了防范风险而完全禁止创新,也不能为了鼓励创新而忽视风险,需要在二者之间保持好平衡。

          第二,更好地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改变,金融与科技将会实现深度融合。从美国的经验来看,金融科技已经成为推动美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美国相比,我国部分先进银行在金融科技方面加大了投入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从未来趋势上看,我国银行业需要更好地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在市场拓展、产品创新、流程优化、风险管理等方面实现与科技的融合,不断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关注银行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与美国银行业相比, 当前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偏低,不良资产风险较为突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仍然不容乐观,银行业风险可能会进一步暴露。因此,无论是银行还是监管部门,都需要把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作为工作重点。在做好存量风险处置的同时,严格控制新增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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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融走弱是否会持续?

          评论 李奇霖 2019年05月29日


          在3月总量与结构均“完美”的金融数据过后,4月的金融数据跌入了低谷。

          总量层面,社融绝对的新增量只有1.36万亿,较去年同期都少了4000亿左右,存量增速从10.7%回落至10.4%。结构层面,企业中长期贷款只有2823亿,今年以来的新低;委贷+信托贷款新增量-1000亿,也是今年的新低。

          一、社融走弱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2018年与2019年开工旺季错位,2018年受两会与春节偏晚影响,开工旺季在4月,今年在财政支出前置+春节早的影响下,开工旺季前置在3月。

          而由于项目融资需求主要集中在前端,要想施工,必先解决资金问题,因此高开工通常意味着高融资需求。

          高开工的错位既使今年4月的融资需求边际走弱,也推高了去年4月的对比基数。

          第二,4月逆周期调节政策发力节奏有所调整。以wind口径来看,4月份地方政府债的净融资规模只有600亿,较1-3月份的月均规模减少了3400亿左右。用益信托统计的4月集合信托投放至基础产业领域的规模受此影响,也环比减少了44%。

          作为基建投资先导指标的挖掘机增速4月份的销量降至6.96%,沥青期货主力合约跌去了200点等信息也同样可反映出政策托底经济的力度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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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一季度社融走势与经济走势出现了分化,实体经济杠杆率再度飙升,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开始回归防风险调结构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债券市场在4月份也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发行利率上涨,对债券融资有一定的影响,使债券净融资比去年同期少增了500亿左右。

          第三,在早投放早收益+政策压力下,银行一季度天量的信贷规??赡芴崆昂乃鹆艘械南钅看⒈?。

          二、以平常心看待社融的波动

          在一季度的高增长后,4月份各项数据都有走弱的风险,已经在大部分投资者的预期内了,十年期债主力合约在数据披露后,在短暂拉升后又回落稳定,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

          在现在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偏弱,仍需依靠逆周期调节政策托底带动的情况下,社融向上的弹性不大,会随着政策力度强弱的变动而波动也是正常现象。

          以现在的经济与政策环境来看,短期内社融虽没有大幅改善向上的动力,但并不存在大幅走弱的基础。

          一来,自去年4月份后,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受资管新规正式施行、委贷新规等因素的制约开始步入深跌阶段,给今年社融提供了低基数的利好条件,5-8月社融存量增速有一定的支撑。

          二来,信贷与社融受逆周期调节政策的节奏影响较大,在外部贸易摩擦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再度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则4月份有所放缓的货币、信用与财政政策可能又会重新加快节奏,在政策刺激下,信贷与社融又会恢复向上的动力。

          三来,地产在一二线城市的带动下,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韧性。以克而瑞发布的50家主流房企的销售数据口径来看,4月份商品房销售金额同比增速为24%,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为25%,较3月份分别提高了3%与8%。

          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重提“房住不炒”的政策原则,使很多人对未来房地产销售比较悲观,认为在三四线受棚改腰斩影响后,一二线城市的销售也要快速下行。

          但2018年一季度,两会提及了“房住不炒”,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提到了“房住不炒”,可在这两次会议之后,受政策影响较大的30个大中城市,其房地产销售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落。

          我们不否认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景气度在下滑,但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销售与投资不会太差。

          尽管现在的调控压力依然偏大,但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信用环境(实体流动性)与按揭贷款利率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加上人才引进与落户条件的放松,一二线城市的地产在政策的矛盾冲突中,还有会有较强的韧性。

          三、M2受企业存款影响回落,居民部门成为主要的支撑

          在M2的存款项目组成中,居民部门的存款减少了6200多亿,符合3月份季末月后,由于用于冲季末考核指标的个人存款流出银行体系等因素,个人存款负增长的季节性规律。

          不过,与去年同期相比,个人存款规模少减了7000亿左右,在同比口径层面支撑了M2的增速,可能是个人所得税减免,使居民个人留存收入增多所致。

          企业存款表现较差,尤其是单位活期存款减少了6000亿,较去年同期少增了9000亿,是M1大幅回落至2.9%的主要推手,也是带动M2增速下滑不及预期的主要因素,这可能是4月份信用创造活动偏弱所致。

          往后来看,减税降费进一步兑现,留存在企业与个人手中的流动性增多,加上2018年4月后基数较低,可能会使M2增速中枢在短期内继续稳定在8.5%左右。

          三季度后,社融走弱,信用创造力量减弱,则M2增速也会随之下行。

          四、金融市场而言,今年的信用与流动性环境与去年相比有较大的差别

          去年是去杠杆下的融资收缩+贸易摩擦争端的组合,经济景气度快速走弱,风险偏好回落,债牛有充实的基础,股票下跌也有较强的逻辑支撑。

          今年不管外部事件如何演变,监管与政策环境改变,非标融资大幅收缩带动社融增速快速下行的基础不再都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

          在受政策驱动且见效较快的债券融资与信贷成为主导社融走势因子的情况下,社融与投资者对经济的预期会有更强的波动性,相对应的,金融资产的走势也会更具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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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规范资产分类标准,意在强化银行业风险管理

          评论 曾刚 2019年05月29日


          4月30日,银保监会就《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对菪邪旆ā肥嵌?007年银监会发布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的修订和扩充。

          《暂行办法》扩展了风险分类的范围,将原来的“贷款”拓展到“承担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明确了风险分类的核心依据是“信用减值”,细化了风险分类的量化标准,明确了风险分类划分与逾期天数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强调风险分类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债务人主体的资信情况?!对菪邪旆ā范灾刈樽什亩ㄒ?、风险分类划分及观察期等安排进行了细化,堵塞了实务中通过重组资产掩盖不良的监管漏洞。为确?!对菪邪旆ā返氖凳?,对新业务进行“新老划断”,新发生的业务按照《暂行办法》执行,存量资产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按照《暂行办法》进行重新分类。

          一、《暂行办法》出台的背景

          一是适应中国银行业的创新实践。过去一段时间中,随着银行业创新加速,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的种类日益丰富,非信贷类产品在银行资产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但现行的风险分类主要针对信贷类产品,对非信贷类产品的覆盖不全面,不能充分反映商业银行所承担的信用风险。尽管2007年的《指引》也提到了对贷款以外的各类资产,包括表外项目中的直接信用替代项目,也应进行五级分类;在银监会2016年10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信用风险管理的通知》中也要求开展非信贷资产分类,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参照贷款分类的有关规定,明确表内外各类非信贷资产的分类标准和操作流程,对非信贷资产实行穿透式管理,根据基础资产的风险状况合理确定风险类别。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对非信贷资产的五级分类执行并不到位,多数商业银行将非信贷资产一刀切划分为“正常类”,导致银行的信用风险暴露不充分,不利于及时防范和化解风险。

          二是落实国际监管规则的最新变化。次贷?;?,相关国际监管规则,包括巴塞尔委员会2017年4月发布的《审慎处理资产指引——关于不良暴露和监管容忍的定义》,对不良资产和重组资产重新进行了界定,明确了逾期天数和风险分类之间的关系。此外,2018年开始实施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9对金融资产减值采用了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根据资产信用风险的恶化程度将金融资产分为三个阶段,分别适用不同的减值计提方法。此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既对国际监管规则进行了吸收和借鉴,也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变化保持了一致。

          二、风险分类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因素

          《暂行办法》将信用减值作为风险分类的主旨,引入了会计中的减值概念,指出信用减值是“根据所适用的会计准则,因债务人信用状况恶化导致的资产估值向下调整”。在五级分类的定义中,也主要以信用减值的发生与否和信用减值的程度作为风险分类的划分标准,与财政部2017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金融资产预期信用损失的三阶段划分方式类似。对应的,凡是承担信用风险的产品都是风险分类的范围,而不仅限于贷款。在五级分类的定义中,措辞也由原来的“贷款本息”能否收回改为“本金、利息或收益”能否足额偿付,《暂行办法》适用的范围涵盖了除信贷资产以外的资产管理产品、资产证券化产品等非信贷类资产。

          《暂行办法》将债务人主体的履约能力作为风险分类的核心要素,重点考查债务人的财务状况、偿付意愿和偿付记录等,而将担保情况等作为次要的考虑因素。现行指引对于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只要担保充足,依然可以划分为正常类或关注类。而《暂行办法》的不良认定标准趋严,只要逾期超过90天,不论担保情况如何,一律归为不良。此外,如果债务人在财务状况正常的情况下,通过借新还旧或其他债务融资方式偿还,则该资产应至少被划分为“关注类”;如果债务人或金融资产的外部评级被下调至非投资级,或债务人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该资产应至少划分为“次级类”;如果债务人逃废银行债务,则该资产至少应划分为“可疑类”;如果债务人已进入破产程序,则该资产应划分为“损失类”。风险分类的划分主要依据债务人主体的资信情况,而不再强调贷款项目的盈利能力、贷款偿还的法律责任等因素。

          《暂行办法》引入了量化指标,特别是确定了逾期天数与风险分类的对应关系,对于逾期超过90天、270天、360天的金融资产,应分别划分为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其中,逾期超过90天的资产列入不良,与2017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审慎处理资产指引——关于不良暴露和监管容忍的定义》中的标准一致。同时,风险分类还引入了会计中的资产减值指标,对于减值达到40%以上和80%上的金融资产,要求分别划分为可疑类和损失类,初步建立了五级分类与资产减值的对应关系。

          《暂行办法》引入了交叉评估,当同一债务人在其他银行的债务出现不良,但不超过总债务的5%的,应将其对应资产归为关注类;同一非零售债务人在所有银行的债务中,逾期90天以上的债务超过5%的,对应资产应至少划分为次级类。非零售债务人在本行的债务5%以上被分为不良的,那么该债务人在该行所有的债务均应划分为不良。量化指标和交叉评估等要求,都传递出不良分类趋严的信号。由于各行对逾期贷款认定为不良的标准不统一,对于不良认定较为宽松的银行,《暂行办法》将较大的影响其风险分类结果。而根据在本行内部和各行之间的交叉认定的标准,预计对部分银行的不良率将带来一定冲击。

          三、资管产品与重组资产的风险分类

          针对资产管理产品、资产证券化等产品,《暂行办法》要求穿透至底层资产进行风险分类,根据基础资产的实际风险状况,合理确定产品的风险类别。对于无法穿透至机场资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出于审慎性的考虑,要按照基础资产中风险分类最低的资产确定产品的风险类别。但对于以零售资产、不良资产为基础资产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分层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产品为单位进行风险分类,不要求穿透至底层资产进行分类。

          《暂行办法》重新定义了重组资产,对重组资产的风险分类划分和观察期安排也进行了细化。相比于现行的《指引》,《暂行办法》不再要求重组资产必须分为不良,但至少应分为关注类,分类结果更加注重资产的实际状况,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理念。同时,《暂行办法》对于重组资产的风险分类也更为审慎,延长了重组观察期的长度,将观察期由6个月延长至1年。对于重组前为不良的,规定重组观察期内不得上调分类;资产质量持续恶化的则应进一步下调分类,并重新计算观察期。

          四、对银行业的影响

          一是不良资产的不良认定总体趋严,风险暴露更加充分?!对菪邪旆ā方馄谔焓敕缦辗掷嗷纸⒘硕杂叵?,明确要求逾期90天以上的资产纳入不良。近两年来,监管层已经开始敦促各商业银行做实贷款分类,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计入不良,目前总体来看逾贷比(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值)已基本降至100%以内。但由于现行《指引》没有明确要求,并不排除部分银行以担保充足为由而不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列为不良?!对菪邪旆ā返氖凳┙褂馄谔焓晌桓龈招灾副?,有助于常态化的充分暴露不良。此外,五级分类过程中更加注重债务人主体的资信状况,不再强调抵质押担保、贷款项目收益等因素,对不良的认定口径更加严格。对逃废债由原来的关注类降为可疑类,对不良资产上调的标准也较国际标准更加严格。

          二是风险管理更加精细化,风险分类注重实质?!对菪邪旆ā方谐械P庞梅缦盏淖什扇胛寮斗掷喾段?,对于资产证券化等非信贷类产品实施穿透分类的原则,都有助于更加全面、真实的反映风险。相关量化指标的引入明确了风险分类与逾期天数、资产减值的关系,风险管理更加精细。风险分类中更加强调债务人的履约能力,对重组资产的不良认定也更加注重实质。为强化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暂行办法》从治理架构和管理制度层面对银行都提出了相关要求,同时需开发和完善信息系统,加强风险监测和预警,以及时、动态的反映风险。

          三是规范更加国际化,与国际监管规则及会计制度更加一致。现行《指引》对逾期贷款纳入不良的标准不明确,认定口径较为宽松?!对菪邪旆ā方馄?0天的资产纳入不良,不仅与巴塞尔委员会2017年的要求一致,也与欧洲央行、美国监管机构的监管实践相同。同时,信用减值概念的引入以及在五级分类中的应用也体现了监管实践与会计准则的协调。

          四是部分银行不良率或有所上升,但不用过度担忧。随着五级分类标准的细化和不良认定口径趋严,部分银行可能会出现不良贷款额和不良率的上升。特别是目前风险分类不到位、不良认定较为宽松的银行,不良率预计会有一定程度提高,考虑到银行拨备会相应增加以弥补预期的信用损失,这些银行的利润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于资产分类较为严格的银行,以及前期在监管强化要求下风险暴露已经比较充分的银行,《指导意见》的影响相对较小,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将会继续下降。此外,根据银监会2018年发布的《中国银监会关于调整事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对商业银行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的原则,对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进行区间式管理,对贷款分类准确性较高、积极处置不良、资本较充足的银行,可适度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要求。这意味着,不同银行的经营业绩分化将进一步加大。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对那些目前风险分类不到位、不良认定较为宽松的银行,新的资产分类标准尽管会导致其不良贷款额或不良率的上升,但这些主要都是存量风险的显性化,并不意味着增量风险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也不用对部分银行不良数据的变动过度担忧。从长期看,风险暴露更加充分、真实,有助于提高银行风险管理的主动性,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都有着积极的影响,这可以为银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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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贷监管需规范多种机构不同合作模式

          评论 曾刚 2019年05月13日


          如何对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创新实施有效的监管,是当下金融防风险、监管补短板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近期网络流传的银行互联网贷款监管文件,到几家地方银监局对辖内银行的风险提示,可以感受到监管规范已箭在弦上。

          由于金融科技的金融生态重构,当前互联网贷款早已突破了机构、地域的范围,涉及众多的参与者。所以,针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的监管要求,所影响的绝不只是开展这些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而是在这个生态中的所有主体,这也是相关监管动向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原因所在。

          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平衡永远都是很难把握的一门艺术,对互联网贷款的监管亦是如此。

          一、互联网贷款的特点:聚合不同类型机构

          开展互联网贷款的主体(不包括那些不持牌经营的违规者)并不限于商业银行,非银行的持牌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小贷等),事实上也都是互联网贷款的积极参与者,与商业银行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从发展脉络看,可以把互联网贷款不那么精准地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或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线下业务的线上化,主要服务对象是线下客户。

          第二个阶段是互联网端的小微、个人金融服务,主要服务于互联网商务衍生出的各种金融需求。由于传统金融机构在早期没能对这部分金融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导致了金融供给的空白,互联网企业成为了这个阶段的先行者。

          第三个阶段,随着互联网支付往线下场景的渗透,线上线下场景的融合,极大地拓展了对线下客户进行服务的能力,部分互联网企业开始利用技术和平台,将普惠借贷从线上拓展到线下;在另一端,传统金融机构开始意识到数字化趋势不可逆转,也开始探索全流程的信贷模式,将服务能力从线下客户向线上拓展。在这个阶段,互联网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的发展理念开始趋同,路径也开始融合,由于各自的比较优势不同,合作的空间也打开了。

          第四个阶段,与传统信贷由一家机构完成主要的业务流程不同,互联网贷款更像一个金融生态体系,不同类型的机构发挥不同的专业能力,聚合形成更为高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生态体系的角度看,这个阶段的互联网贷款创新,是对传统金融服务流程的拆分和重构,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流程中每一部分的效率,实现普惠金融成本、效益和风险的多维平衡。在这个生态体系中,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不再是简单的竞争对手,而是发展成为一种共生、共享关系。

          第四个阶段的互联网贷款,可以将信贷流程划分为获客、数据、风控、增信和资金等重要业务节点,每个节点上可以存在多个不同的机构同时独立提供服务,而不同的节点之间既可能有信息的流动,也可能有金融资源的互通,这些节点被连接起来,共同组成了信贷业务的全流程。

          在我们看来,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贷款创新,是依托金融科技搭建统一平台,这些业务节点上各有所长的机构连接起来,构建为有机生态体系的信贷展业模式。诸多业务参与方充分发挥各自在业务属性、服务网络、数据积累、科技研发、融资渠道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多元化、价格可承担、体验更便捷的信贷解决方案。

          二、监管的难点:参与机构众多、不受地域限制

          从监管视角来看,互联网贷款对现有的监管体系形成了不小的挑战。

          一是很难被纳入以机构为主体的审慎监管框架中。

          目前有关监管政策的设想,主要针对持牌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且主要基于线下信贷业务的监管思路和规则,没有充分反映互联网贷款与传统信贷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正因为如此,有关监管细节的争论不绝于耳。

          从长远来看,功能监管可能更适合互联网贷款,但资管新规式的跨行业统一监管规则,短期还很难出现。

          首先,分业监管在很长一段时间仍会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除非规模达到系统重要的程度,否则很难通过协调不同部门来制定跨行业的统一监管规则。

          其次,分业监管的核心是机构监管,对象是持牌金融机构。即使是资管新规这样的跨行业规制,对象虽涉及不同行业(如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等),但都是持牌金融机构,各自都有对应的监管主体,以确保统一监管规则的落地。而在互联网贷款中,重要节点(如获客、风控等节点)的核心参与者未必是持牌金融机构,没有对应的监管主体,因而难以对整个流程实现全覆盖的监管?;痪浠八?,即使出台了类似于资管新规的统一监管规则,由于有相当数量的重要参与者不在现行监管体系内,监管的有效性很难得到保证。

          基于此,我们认为,必须将分业监管和机构监管视为确定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对普惠性质的互联网贷款进行适度的监管。

          二是对属地监管原则有一定的冲击。

          业务开展应符合一定的属地限制,是现行机构监管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线下信贷业务,只能在银行分支机构所在地区开展,对于异地分支机构较少,甚至没有异地机构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而言,这意味着其信贷业务只能局限于本地。过去一段时间,国家政策层面越发强调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监管部门进一步强化了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管,特别对农村金融机构还提出了“贷款不出县、资金不出省”等要求,并制定了相应的监管考核指标体系。

          而基于互联网的互联网贷款模式,客户地域分布范围较广,不受地域限制,对参与互联网贷款的城商行和农商行来说,这些客户难以符合属地监管的标准,以及信贷资金支持本地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是可能影响信贷政策的执行效果。

          在实践中,监管部门对信贷流程和资金实际使用有着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以确保贷款资金使用与贷款申请用途相一致。

          但在互联网贷款下,有相当多的客户是由第三方平台引流而来,且都不在本地,银行对客户资金需求的真实性和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核实的难度较大。如果单笔额度小,问题还不是很突出,但如果单笔金额大且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相关风险就不容忽视了。

          三、监管的重点:规范机构合作、强化消费者?;?/span>

          立足于现有的机构监管框架,对互联网贷款的监管,我们有如下几点思考。

          第一,严格准入,规范机构合作。

          在互联网贷款的聚合生态中,信贷业务并不是由一家机构完成,而是集合了众多的参与主体,在不同的节点上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一类持牌机构(如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或信托等)的监管,难以对整个业务链条形成完全的覆盖。这也为一些非持牌机构借道参与相关业务提供了灰色空间。

          对此,监管应把握如下几个原则:其一,在互联网信贷涉及的主要节点中,现有法规要求持牌的业务,只能由持牌机构经营。比如,支付清算服务、资金吸收、贷款发放、信用增进(保险或担保)以及数据征信等业务,都有持牌要求,只能由获得相关牌照的机构参与。第二,现有法规未要求持牌的业务,如获客、信贷技术以及贷后管理等领域,应允许持牌机构与各类具有专业优势的非持牌机构的合作,鼓励市场竞争以提高效率。第三,对机构间合作的监管,可以根据合作对象的性质进行分类。持牌机构与持牌机构之间的合作,由相应监管部门分业管理,但需要保持政策的协调性,避免政策冲突,或因制度空白导致监管套利;对于持牌机构与非持牌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持牌机构为监管主体,与非持牌机构的合作应遵循既有的监管规定,监管可要求持牌机构根据审慎原则建立白名单制度,将资质较差、潜在风险较大的机构排除在外。此外,监管部门可以适度延伸监管范围,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对持牌机构的合作对象进行监管检查和评估。

          第二,平衡创新与风险,强化资金流向监控。

          对互联网贷款不能进行“一刀切”的要求,而是应该因势利导,平衡创新与风险。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贷款在普惠金融领域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与现有规则之间形成过大落差,造成竞争不公平或形成新的套利空间。

          具体可考虑,在允许互联网贷款发展的同时,对其客户对象、单笔额度进行限制,突出其普惠金融定位,以弥补线下信贷对普惠金融客户覆盖的不足;对中小银行跨区域资金进行一定的比率限制,以防止部分机构资金过度外流;鼓励中小银行与其他主体(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合作,以互联网贷款模式开发、服务本地客群;强化对互联网贷款资金流向的监控,确保其符合监管政策导向,等等。

          第三,规范各方法律关系,厘清责任与风险承担。

          互联网贷款往往有多家不同类型的机构参与。从风险分担角度,一旦发生信用风险损失,各自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现有的互联网信贷并未形成统一的规范。而且,从借款者视角看,借款的入口与资金的真实出借方,并不完全一致(如联合贷款模式下),甚至完全不同(如助贷模式下),容易造成纠纷,给金融机构带来法律风险,或对金融消费者权益造成伤害。

          所以,聚合信贷监管的一个核心,是要明确参与各方的法律关系,并参照现有的监管规则,对不同的合作模式进行规范。

          第四,强化金融消费者?;?。

          互联网贷款的参与者众多,各方法律关系不明晰,加之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大量的实质性交易处理全部隐藏至后台,金融消费者往往只能面对极简化的操作流程和标准化的业务描述,缺少进一步风险质询和疑问解答途径。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弱势地位会越发明显。

          在金融消费者?;し矫?,有如下几个可探讨的方向:一是根据互联网贷款创新的新特点,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さ姆?、法规。二是强化行为监管,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于扰乱市场秩序或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市场乱象,加大行政处罚力度,树立行为监管的权威性及震慑性,确保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守法合规。三是加强金融消费者信息?;?,强调身份识别系统的保密性、安全性,并能适应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的各种需求和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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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理财子与同业合作变局

          评论 李奇霖 2019年04月25日


          理财疯狂发展的十多年也留下了一些隐患,首先是理财业务部门的不规范,许多部门都在做,公司部、零售部、投行部、金融市场部等,甚至一些大行的重点分行也可以做,各部门、各银行之间没有统一的规章。第二是地方性银行受地方监管,许多地方的监管标准和条例并不一样,所以不同地区银行之间也存在监管不统一的问题。第三是银行理财的做法也较为粗放,非标是重要的资产,采取“资产池”运作,期限错配现象较为普遍,容易形成风险传递。

          为此2016年开始政策频频动作,剑指银行理财。过去的这段时间,“控风险”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老产品需要整改,应付监管层和行内部的合规、风控各种检查、汇报,新产品还不太会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资管新规、理财新规和理财子公司新规之后,监管有几个重要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鼓励成立银行理财子公司,对于没有能力的银行可以暂时放在银行资管部门下,但是整改期过后不知会如何。

          第二,鼓励打破刚兑,净值化运作,投资非标不能期限错配,“资金池”运作。

          接下来第一部分我们将分别就大行和中小行是否成立理财子公司和如何转型银行理财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介绍在银行理财现状下,非银如何与银行合作。

          一、监管框架下,大行和中小行的理财分别怎么做?

          (一)成立理财子公司的大行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22家银行宣布成立理财子公司,虽然银行理财子公司的银行理财有一定的优势,起售门槛低,不必面签,可投资股票市场,但是对银行来说成立理财子公司也存在一些的问题。

          第一,银行要拿出一部分资本金成立理财子,本来银行理财是银行资管部门下的一项业务,尤其是表外理财不必计提风险资本,不必缴纳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规模也没有限制,对银行来说节省了很多成本,但是成立银行理财子公司首先就要从银行拿出一部分资本金,银行表内必须少配置相应规模的资产,大概是资本金的8-10倍。

          而且在资本金的基础上,银行理财的扩张规模也有了上限,根据《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第四章低四十五条规定“银行理财子公司应当遵守净资本监管要求。相关监管规定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制定?!蔽颐遣握招磐幸档拇蟾欧缦障凳?%做比较,银行理财规模的上限大概是资本金的100倍。

          所以成立理财子公司从资本金角度上来看,银行损失了10倍的表内资产,表外理财的规模也有了100倍的限制(原来没有限制)。

          目前银行理财的规模尙未达到100倍的程度,所以这个条件不是紧约束,对银行理财来说影响规模的因素更多是渠道,从渠道角度上来看,成立理财子公司的大部分是大行,大行的渠道主要是自己的网点,原来哪些网点现在依然是那些,短时间内不会明显扩张,并且因为与母行的揽储产生竞争,不利于银行理财持续高速扩张。

          第二,成立理财子公司可能在人员调配问题上遇到阻力,工作人员从总公司进入子公司降级了,而且薪酬不太可能市场化,可能会象征性的涨15%左右,银行人员的底薪本身不算高,这个幅度其实对他们影响不大,所以在本行人员的调配中可能会遇到阻力,在外招的时候,这个薪酬仍然很难找到有经验的投研人员。

          图表一.png

          虽然如此,但是与监管博弈的过程中银行也不敢懈怠,如果后期政策突然一收紧,转型慢的银行很可能会面临业务断档的风险,所以尽管不太划算,但是大部分理财子公司还是在稳步推进,而且产品方面的转型也要跟上,早成功转型的就可以在其他银行转型的时候趁机抢占市场,尤其是投研能力、人员素质等实力都较为雄厚的大行,大部分都在积极转型。

          1、负债端

          第一,业绩基准型取代预期收益型。

          资管新规要求净值化,但是银行的客户只偏爱刚兑、保本、确定收益的产品,根据理财网的分类,之前的理财产品主要分三种:保本浮动收益、保证收益和非保本浮动收益,无论是哪种基本上都会给出一个预计最低收益率和预计最高收益率,从现实来看,一般都是按照预计最高收益率兑付给客户,现在银行都改换了说法,说成业绩基准型。

          基金中的业绩基准的意思一般是个业绩参照,主要投资中小盘的基金一般会用中小盘指数作为业绩比较基准,投资蓝筹的可能会用沪深300指数作为基准,但是银行理财没有明显的资产类型可以比较,所以根据我们的了解大部分银行的业绩基准是给出个大概的业绩标准或者范围,比预期收益型的更开放一些,也会声明不作为业绩承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大部分的业绩基准其实就是预期收益,产品基本上按照业绩基准来刚兑。

          第二,T+0的现金管理类产品受到青睐。

          大行拥有覆盖范围最广的销售网点,比如不久前归入第六大国有行,随后宣布成立理财子公司的邮储银行来说,有三四万个银行网点,因为网点优势,大行除了揽储、卖自己的理财产品,往往同时代销许多其他机构的产品,比如保险、基金和信托计划等,过去几年货币基金发展迅速,分流走了很多银行储蓄,所以这些大行的立场就是与其让货币基金分流,不如销售自己的类货基的T+0产品,所以在资管新规之后,不少大行学货基做现金管理类的T+0(或T+1、T+2)产品。

          2、资产端

          第一,净值型取代刚性兑付。这其中的关键点有几点:第一是净值化的产品银行的盈利点在哪里,第二是净值化的方式如何估值。

          净值化产品银行的盈利点主要是管理费(包括固定管理费和超额的浮动管理费)、托管费、申购赎回的手续费等,而传统的预期收益型产品,银行是通过给投资者刚性兑付的方式来赚取息差。

          净值产品的净值是产品的净资产与份额的比值,初始净值大部分是1,意思就是假如募集一个1亿的产品,每份的净值是1元,总共发行1亿份。在运作期间产品的净值会随着资产估值的变动而变动,估值增加净值就可能大于1,估值减少净值就可能小于1。

          净值化的估值方法有很多,包括公允价值法、摊余成本法等,目前银行最擅长也是难度最低的是摊余成本法,但是资管新规对摊余成本法的限制很严,只包括现金管理类、定开式和封闭式三种,从目前来看,银行的转型主要是集中在这三个类型上,其中大行更倾向的是现金管理类和定开式(封闭式数量上还是占据优势,但是增速在下降)。

          A、类货基的现金管理类。目前我国的货币基金很多也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并且结合影子定价做偏离度的监控。同样的,类货基的现金管理类理财也大多采用这种方式。

          图表二.png

          现金管理类的产品目前股份行做的最多,其次国有大行和少数中小行也有,我们以某大行的产品为例,该产品也给出了业绩比较基准,基准是人民银行公布的7天通知存款利率上浮250bps(大概3.6%),并且申明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

          产品主要投资于存款、货币市场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和债权类资产,占比为80%-100%,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资产0%-20%,总资产占净资产的比重不超过140%,也就是杠杆不超过1.4倍。

          定价方法确实是摊余成本法,同时产品管理人和托管人会对产品资产净值按市价法定期进行重新评估,即“影子定价”,如果偏离度的绝对值超过0.5%的时候,产品管理人会根据风险控制的需要进行调整(如图表【2】)。

          在现金管理类产品方面,过去银行和基金更多是合作关系(比如下文提的FOF类),但是当银行自己开始做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时候,与基金就更多是竞争关系了。

          虽然现金管理类的银行理财与货币市场基金非常相似,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优势,货币基金的优势在于避税,而银行理财的优势是配置资产的灵活度更高,可以用下沉资质的方式来做高收益。

          比如银行可以做类似货币收益增强的产品,用80%投资CD、存款等产品进行流动性管理,然后将20%投资城投做高收益,虽然我们知道城投债的流动性不强,但是银行理财可以在产品之间调仓,只要是标准化的债券就是标准化资产,不存在非标不能期限错配的问题,即使这个产品到期而城投债未到期,也可以用其他产品承接。

          B、FOF/MOM类。这类产品大部分以定期开放的形式运作,投资的资产是以货币市场基金或者债券基金作为大部分资产,提供大概3-5%左右的收益,同时加上一部分权益类资产或者衍生品来做高收益。

          图表三.png

          图表四.png

          我们找到另一个产品的具体资产,可以看出,银行目前更容易接受净值波动较小的资产,同时合作的机构更多选择大基金。

          图表五.png

          第二,投资非标不能期限错配。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一般有两个,第一是非标转标的定期开放式产品,第二是做期限较长的封闭式产品。

          A、非标转标的定期开放式产品。

          根据资管新规,半年以上的符合条件的定期开放式产品可以用摊余成本法估值,而且非标的终止日不能晚于开放式产品的最近一次开放日。所以如果银行要继续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同时投非标,就要求银行做的开放式产品有两个要素:第一是半年以上的定期开放式,第二是非标的期限短于产品的最近一次开放日。

          这类产品一般也会给出业绩比较基准,一般是在每个开放日前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说明下个运行期的业绩比较基准,这种业绩比较基准类似预期收益。

          以某银行的定开产品为例,投资的品种主要是标准化的债券资产,辅之以非标准化债权资产,资产组合的久期不长于封闭期的1.5倍。

          投资的品种主要包括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到期日一年以内的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和政策性金融债券;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贷款、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承兑汇票、信用证、收益凭证、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受让等?;褂醒苌鹑诠ぞ?,包括但不限于国债期货、利率互换等。

          图表六.png

          这种产品与银行传统的理财较为相似,不过根据监管的要求进行了整改,不再采用资金池(但是产品之间可以调仓),并且定期开放,非标用产品设计或者转标的方式将期限缩短到相邻两个开放日之间。

          B、期限较长的封闭式产品。这是最传统、最常见的,类似定期的银行理财。作为封闭式产品还可以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当前这类产品都会给出一个业绩比较基准,基本上与预期收益概念一致,银行一般会按照业绩基准刚性兑付给客户。

          而且这种产品中一般含有历史遗留的高收益非标,数量不多用完可能就不让做了,所以比较稀缺,更倾向于被做成起投点更高的、专门面向高净值客户的产品。

          我们在研究产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递进式的业绩比较基准型产品,与智能存款较为相似,按照投资者购买的金额,业绩基准有所不同,对投资金额大的客户给予优惠的业绩基准。

          图表七.png

          可投资的资产类型范围很广,主要包括:

          一、债券、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

          二、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类信托计划、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委托债权、特定客户委托贷款等。

          三、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

          图表八.png

          这类产品的优势就是收益高、但是起售点比较高,流动性也不太好,而且一般不能像大额存单一样用来质押,所以为了提高这些产品的流动性,现在许多大行在做理财产品的流转平台,一个类似理财交易所的线上交易平台。

          一般的流程是持有理财的卖方发起转让,系统给出一个测算收益率,卖方一般可以在系统推荐收益率上下浮动10%的范围内自动定价,如果急于出手就定高点,如果市场上产品收益普遍比较低又不急于出手可以定低点,定好以后等待买方出价,价高者得。也有的系统会直接给出一口价。

          这种产品相当于把一个长的封闭期拆分开,同时每个人都能够获得高收益。

          比如某行的一个91天定期产品,年化4.3%,A买了10万持有14天以后急需用钱,想要转让,用年化4.3%的价格转让,B看到以后买下并持有剩下的77天。

          其中A获得的收益是164.9元(100000*4.3%*14/365),B获得的收益是907.1(100000*4.3%*77/365)。对于A来说不仅不用贴现,还能得到不错的收益,但是如果当前市场上的理财产品收益率都大增,4.3%已经没有竞争力了,A为了转让出去不得不提高转让价格,那也有可能会亏损。

          第三,结构性存款也是大行发力的重要方向(严格来说结构性存款不算银行理财,是一种表内业务,但是大部分银行都将它和银行理财放在一起展示),尤其是在吸储比较难的情况下,结构性存款募集到的钱大部分都作为表内存款,可以优化银行的流动性、存贷比等各种指标。

          我们研究过程中发现大部分的大行(尤其是国有行和股份行)凭借衍生品的经验和资质都将结构性存款作为一个重点的发力方向,而且从结构上来看他们做的往往是比较真实的结构性存款,多数挂钩黄金、SHIBOR、股票指数等。

          (二)中小行能否成立理财子,如果不能怎么办?

          过去中小行做理财,最大的问题是首次临柜面签,所以大部分做的好的中小行都只能深耕当地,跨区域上有很大难度,但是如果成立理财子公司,通过互联网渠道就可以解决面签的问题,而且中小行比大行的风险偏好更高,往往收益率上更有竞争力,所以小银行对成立理财子公司是比较积极的。

          但是目前来看中小行成立理财子公司同样面临几个问题。

          第一还是资本金的问题,最低10亿的门槛完全从银行取出来,对于当前非标回表、鼓励民营信贷的背景下,银行资本金比较短缺,资本压力比较大。

          所以不少中小行在用谋求合作的方式成立理财子公司,比如与其他中小行一起合作,或者与非银合作,与非银合作的好处是后续的运营中有很多地方可以进行深度合作,比如投顾等。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资本金没问题,审批也需要时间。

          所以,是不是不成立理财子公司就不能做银行理财?

          根据银行理财网的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共有506家银行发行了理财产品,如果不成立理财子公司就不能做银行理财,即使这些银行以合伙的方式成立也要批个几百家,就算可以,从时间上来看,过渡期内也不一定审批完。

          过渡期的时候银行的资管部门可以继续做理财,但是过渡期结束后呢?

          第一种情况,不成立理财子公司就不能做银行理财,许多中小行就只能专门做代销,成为其他大行或者非银资管的渠道,短时间内银行理财的规?;崾账?,不过后续会被大行理财子公司的产品补上。

          第二种情况,如果不成立理财子公司也能做理财,那么对于拿出一部分资本金的大行来说就有些不利。为了弥补大行的理财子,政策也会给予相应照顾,比如现在理财子的理财产品不用面签、起售门槛低、可以投资A股市场等,后续还可能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如果是这样中小行最多只能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很难有大的扩张。

          1、负债端

          与大银行的情况不同,小行一般代销的产品不多,理财如果做成T+0会与存款产生竞争,所以在18年以前中小行大多很排斥T+0的产品,但是18年以后尤其是监管三令五申之后,这种情况也开始有所改变,中小行的做法也开始与大行趋同。

          从目前来看,中小行的产品仍然有很浓重的存款痕迹,主要产品类型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活期型,一种是定期型。

          2、资产端

          在配置资产方面,活期型产品很类似于现金管理类的产品,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债券和同业存款等,再加上一些信托计划、资产证券化产品、资产收益权等产品。

          图表九.png

          定期型的产品与定期存款性质雷同,和传统的银行理财很相似,不过同样不能资金池,都是单独记账,但是中小行的产品与大行相比一般封闭期更长、预期年化收益率更高。

          中小行在净值化、去非标上的转型上比大行慢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中小行的人员配备,第一是少,第二是地处非一线城市,不容易招到有经验的投研人员。

          同时我们发现,大部分中小行的信息披露更笼统,不太容易看出具体投资的产品名称,但是从一些资料中我们看出,他们合作的也更多是大机构,但是也存在小机构。

          二、未来银行理财与同业的合作

          无论是大行还是中小行,他们的理财产品发展都有几个同样的趋势:

          第一、在监管逐渐协同的作用下已经有趋同的态势,都开始探索转型,起码形式上已经逐渐开始符合监管的要求。

          第二、从形式上来看,净值化已经是一个趋势,虽然很多银行的净值仍然是表面的净值,但是在不少大行的产品说明书中我们都看到,他们都有标准说明业绩预期不是业绩承诺,银行已经向打破刚兑在逐渐迈进。

          (一)对非银的投研要求更高

          过往银行理财是靠监管套利来获取高收益,银行借助非银的通道无非就是租用非银的人员来加杠杆、拉久期和下沉资质,去投一些银行不好直接投的产品。但是现在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不紧,借钱加杠杆银行自己也能做,一般的债券投资自己也可以,而且现在市场的风险偏好下降比较快,银行也不太敢拉久期、下沉资质。

          所以以往的合作模式失灵了。

          再加上过去一段时间历史遗留问题,让银行对非银的投研能力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所以当前银行白名单的管理越来越严,加上机构规模、历史业绩甚至股东背景都在银行考虑范围,对一般银行来说,30-50名的准入就够了。

          那么中小非银机构是否就没机会了呢?当然不是。

          当前理财理财几乎可以获得全牌照,不再像以前一样通过非银监管套利,但是却仍然需要真正的投研服务,要想做高收益需要判断大势,然后在相应的时候做相应的产品,比如18年的利率债,19年初的A股市场,如果非银可以在相应的时机,有预见性的对银行进行服务,事后经过验证,银行就可能会再度建立起对非银的信任,然后进行更深一步的合作。

          (二)银行的短板在权益和量化

          目前来看,在人员配备和业务经验上,银行在权益和量化方面仍然是短板,而且即使成立理财子公司,在薪酬不太可能有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也不太容易招聘到有经验的投研人员,尤其是地处非一线的中小行,所以在这方便仍然需要投顾和委外,未来非银可以将重点放在权益和量化方面。

          具体银行对权益和量化的重视程度也要看市场情况,在股票市场表现良好的时候,银行可能会通过非银来配置A股做高收益,所以可以结合入市时点进行重点突破。

          (三)非银机构与银行合作的多元化、精细化

          在重新建立起信任和新的合作模式之前,非银对银行的服务需要更加精细化,在银行理财转型的时候,理财产品的设计、估值系统、信评等都需要进行颠覆式的重建,这些都是非银擅长的或者已经走过的路,尤其是信评和估值系统方面,都是银行比较急需的,非银可以抓住某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做成自己的特色服务,由点及面,打开市场。

          尤其是现在许多中小行联合起来成立联盟,如果能打入这个圈子,就意味着同时打开了许多家银行的市场。尤其是这些小行中很多存贷比甚至低于50%,有大量闲置资金,无论是表内还是表外都有大量的投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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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大分化:寻找金融供给侧改革中的蓝海

          评论 王剑 2019年04月25日


          一、金融业供给侧改革开启,银行业大分化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内,银行业整体景气度是向下的。首先是经过了2012-2016年的不良资产周期,银行承受了前期过度扩张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部分成本。随着2014年底开始货币趋于宽松,资产收益率下行,净息差整体也大幅下行。2016年下半年启动的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也遏制了部分监管套利行为和行业乱象,使部分业务收缩。因此,全行业整体上表现为盈利增速、ROE等指标显著回落,大部分业内机构感受到了巨大的经营压力。

          这一过程中,银行业出现了一个和其他工业部门的供给侧改革非常类似的现象,即行业集中度提升。从多项财务数据上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

          从盈利增速上看,2014年以来各类银行盈利增速均在下行,这是经济结构调整期的正常现象。但是,从银行各类别来看,五大行(由于数据来源问题,本文的大行的范畴时有变化,比如四大、五大、六大等,会分别在相应部分中注明)的盈利增速在2016年率先见底,并缓慢回升,但股份行则迟至2017年底2018年初才见底回升,而城商行则虽然中间有一两个季度增速有所企稳,但整体上看是一路走低的,至今未看到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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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净息差上看,因2014年宽松导致净息差下行后,五大行的净息差自2017年以来见底回升,反而受益于去杠杆和严监管。股份行、城商行的回升势头则明显弱于五大行(2018年1季度净息差下降是会计准则调整原因),直到2018年中期货币宽松之后,同业负债成本下降,其净息差升幅才有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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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资产质量,五大行相对优势更为明显。2012-2016年全行业经历了一轮严重的不良资产周期,不良贷款主要来源,是前期“四万亿”刺激时过度投放的信贷,在后来的经济增速下行与结构调整期中开始暴露风险。从2016年初开始,五大行不良率即见顶回落,而后随着存量不良贷款的不断处置,不良率持续下降,历史不良资产包袱逐渐减轻。但股份行则迟至2017年三季度才见到不良率的阶段性顶点,开始走稳,也没见到持续性回落。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率则近几年依然上升,甚至在2018年开始升速加快(其中也有监管部门要求加快暴露、处置存量不良资产的政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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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上述几项重点指标显示,在近几年去杠杆、严监管的背景下,中小银行的一些同业业务、资管业务等创新业务受到监管遏制,开始调整收缩。而大银行由于本身创新业务相对较少,存贷款业务占比高,受监管政策影响小,因此在近几年对中小银行形成相对优势。所以,在2016年左右,前期历史问题逐渐出清后,大银行经营情况开始回暖,净息差、资产质量、盈利水平都有所企稳甚至回升。虽然当时政策当局并未正式提出金融业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但这一进程确确实实体现为一种供给侧改革。

          二、分化根源——去杠杆去的是理财、同业业务

          那么,大银行在这一过程,是以何手段保持了相对优势呢?

          我们此前所经历的去杠杆、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几年同业业务、理财业务高速增长。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业务必定有天然“原罪”,而是因为,监管当局所不满的监管套利、资金空转、业务乱象等行为(银保监会将其比喻为“有照驾驶”但属于“违规驾驶”),大多隐藏在这些业务板块中。传统存贷款业务板块中也有不少违规行为,但总体上要比同业业务、理财业务要好一些。因此,监管当局治理监管套利、资金空转、业务乱象,在形式上会体现为治理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

          通过监管当局查获、取缔,理财、同业存量业务逐渐压降。对于中小银行,杠杆水平、资产规模增速、盈利等各方面的压力都随之而来,由这些业务带来的存款也随之下降。最终,体现为中小银行不佳的经营业绩。而大型银行,由于本身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占比小,受监管措施影响小,因此在去杠杆、严监管的年份反而取得了相对行业的超额业绩表现。因此,在去杠杆、严监管的背景下,行业内部出现大小银行的分化。

          以2017年年末数据(样本包括329家披露年报的中资银行,不含新设的民营银行)为例,可以清晰地发现,股份行、城商行的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占比较高。大银行(六大行)也有这些业务,但占比会低一些。比如,不同类别银行的资产结构中,股份行、城商行的“应收款项投资”比例是最高的,这是同业投资、表内非标投资的主要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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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负债结构,同样是股份行、城商行拥有最高的同业负债的占比。这些银行通过大量吸收同业负债,主动加杠杆,然后将资金运用于同业投资、表内非标投资等,从而实现扩大盈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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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表内同业业务加杠杆可能还“不过瘾”,股份行、城商行还通过表外理财业务,进一步加杠杆。尤其是部分股份行,其表外理财规模占到表内总资产的20%以上。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些表外理财业务的最终资产风险依然是由银行承担,实质上是“在体外又开了一家银行”,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表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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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同业业务、理财业务是中小银行弯道超车、额外加杠杆、获取更高盈利的主要手段。而这中间所用到的很多所谓的金融创新,本质上是监管规避或监管套利。

          为维护整个银行业稳健经营,监管当局给银行设定了多项监管指标,涉及资本、风险、流动性等方方面面,以下以最重要的资本管理为例。资本管理是银行经营最基本的风险管理手段,也是其杠杆控制手段,资本充足率维持在规定标准之上,也就意味着银行的整体杠杆率不会超过合理水平。但是,在过去几年的业务狂飙中,部分中小银行为了实现快速赶超,获取更高回报,有巨大的动机去绕开监管要求,额外加杠杆,以博取更高回报。

          具体的,比如早年最初的监管套利行为,是把信贷投放包装成同业投资,从而降低了资本占用(同时还能节省信贷额度,美化不良率等指标),借此扩大风险资产投放。2014年,同业业务监管从严后,同业投资被要求按实际投向计提资本,因此通过表内同业投资来节省资本的方式难以为继(但现实中依然屡禁不绝)。后来,中小银行普遍通过表外理财额外加杠杆,通过表外理财投非标的方式,向这些企业实现资产投放。但表外理财名义上由客户自担风险,因此不作为自有资产计提资本,大幅节省了资本占用,扩大风险资产投放。但事实上,心照不宣的是,大部分表外理财均由银行提供刚性兑付,资产风险不会让客户承担,依然由银行承担,因此理应比照表内资产计提资本。当然,现实中,具体操作手段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本质上均是规避资本监管,实现额外加杠杆。除资本监管外,其他监管指标上也有类似的行为。

          通过以上种种方式,很多中小银行实现了规模高速扩张。而且,这些业务还能起到其他重要功能。比如,某些存款基础薄弱的中小银行,在通过表内外的非标向企业投放资金时,还会要求其回存本行,从而实现了存款增长。但这种存款增长并非来自扎实的客户基础,而是通过某种业务变相留存,存款并不稳定。

          高速扩张结束于2016年,这年,去杠杆、严监管正式推进。

          三、业绩背后的基本功——客户基础是本源

          那些受监管影响较大的中小银行,在那些所谓的创新业务被监管干预之后,为何所剩的本源业务——主要是指偏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仍然表现不佳?

          当所谓的创新业务被遏制住时,真正决定一家银行优劣的,是该行掌握的对公对私的基本账户,也就是客户基础的质量优劣。而优质的客户基础只能来自于长年累月的默默耕耘,没有捷径(偶尔会有现象级的拳头产品的逆袭,但很难复制)。

          分析传统专业,我们必须先理解其根本逻辑。我们一般把银行业“回归本源”理解为“回归存贷款”,但从本源而言,“存贷汇”三者,“汇”才是“最本源”的本源。因为,银行首先要提供优质的各种基本服务,包括结算、汇兑、理财等各种,统称为“汇”,乃至很多可能未必属于金融服务范畴的其他服务(比如为附近社区居民提供的一些生活服务),以此来粘住客户,最终获取了客户的“基本账户”,即日常资金收付最为活跃的账户。拥有了客户的基本账户或有效账户之后,这个客户才算成为了本行的“基础客户”,而全部基础客户的总和,又被称为一家银行的“客户基础”。我们一直强调,客户基础是银行的生命线。

          随之,基本账户开始发挥其强大的威力。有了基本账户之后,就会留下相对稳定的存款,因此,必须明确,是“汇”衍生了“存”。同时,由于银行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紧密跟踪了该客户的信息,对该客户情况了如指掌,成为了投放贷款的主要决策依据,因此,“贷”同样衍生于“汇”。因此,“存贷汇”应改写为“汇存贷”,而汇——包括为客户提供的各种日常服务——是绝对的本源。

          而部分创新业务与客户基础的关系弱一些,因此一些客户基础比较弱的银行,也能够一度通过创新业务来弯道超车。创新业务作为锦上添花当然是好事,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产品与服务,但如果忽视了基础客户,醉心于利用创新业务“赚快钱”,便是舍本逐末,脱离本源了,最终很难持续。

          为此,我们先来观察存款的竞争情况,尤其是活期存款,它是最能反映客户基础质量的业务。首先观察单位存款和单位活期存款的七大行(六大外加国开行)市占率。大银行由于历史原因,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其份额不断被中小银行侵蚀。但从2017年初开始,其单位存款、单位活期存款的市占率开始见底回升,而后维持稳定(仍有季节性波动,年末时中小银行拼抢存款比较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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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前文提及的,中小银行由于客户基础薄弱,过去通过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及其他产品组织存款,抢占了一定的份额。但是,随着监管推进,很多做法被取缔,因此不再大幅侵蚀大银行的市场份额。

          这一现象在个人存款、个人活期存款这边就不明显,大银行的市场份额仍在持续下降,体现出在零售业务领域,业务乱象整体情况要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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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据背后,反映的是存款业务的分化,归根结底是客户基础的高下之分。很遗憾,监管部门、各银行从未披露各银行基本账户的数据情况。在整个体量庞大的银行业内部,有些银行由于先天禀赋的原因,天然拥有优质的客户基础,主要是开办历史悠久的大型银行和城商行、农商行(从其前身开始便积累了客户);有些银行则通过后天的长期耕耘,积累了很好的客户基??;当然也有一些银行,尤其是一些新开办的银行,由于积累时间不够,或者由于未将重心放到客户基础的积累上,而是全力开办其他创新业务,因此客户基础比较薄弱。一旦创新业务受各种因素制约受限,客户基础薄弱的问题便开始体现为业务的掣肘。

          部分战略眼光长远且定力较强的银行,选取了某些客群作为自身的战略定位之后,便坚定不移,长期恪守,精耕细作,以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全心全意围绕客户需求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比如,有些以个人客户为定位,发展零售业务,有些以小微企业为定位,做深做精小微信贷。虽然在某些时段可能表现为规?;蛴鏊俨⒉幌匝?,但长期来看,积累了优质的客户基础,并在目标客群内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最终这些稳定的客群回报以稳定的银行盈利。

          因此,如果从这一角度而言,前文的结论会稍作修正。虽然从数据表面上体现为大银行相对优势,中小银行相对劣势,但若结合根源来看,这并非是简单规模大小的划分,而是这些银行有没有专注存贷款业务和基础客户服务本源。凡是能够切实坚守这一本源的,即使是小银行,也能取得很好的回报。我们确实也发现了一些中小银行,由于长期坚持耕耘实体,客户基础良好,也同样能够取得优异的经营成绩。如果脱离了本源,醉心于所谓的创新业务的,忽视了客户基础的积累,则可能承压。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这两类银行的泾渭之分,而是各家银行坚守本源的程度高低问题。

          这似乎应验了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在最好的岁月里(银行的黄金十年),走最容易走的路(赚最容易赚的钱),最后无路可走。

          四、金融供给侧改革:寻找蓝海

          目前,在中央高层推动下,金融供给侧改革大幕正式开启,后续还会有很多具体的改革措施要陆续出台。虽然金融供给侧改革尚无正式纲领性文件下发,但从人行、银保监会等有关部门的表述来看,我们基本能把握这一改革的精神和使命。此次重点提出的金融供给侧改革,是推动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举措。改革的根本逻辑,无非是“增加有效供给,缩减无效供给”。

          所谓有效供给,必然是能够满足实体经济客户迫切需求的服务。金融业供给侧改革最为明确的一点是,金融业提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最终要切实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和其他任何产业一样,这些产品与服务也要符合实体经济的需求。但实体经济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它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升级。比如,现阶段非常突出的一个核心矛盾,就是实体经济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未得到有效满足。而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吸纳一国就业的主要领域,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认为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目前,至少在这一领域,金融服务供给是不足的。

          但同时,我国的金融服务供给总量又是巨大的,这体现在M2/GDP、金融业增加值/GDP等很多指标上。比如,2018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GDP达到7.68%,对比全球主要的大型经济体,都显得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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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国的金融服务业,供给巨大,但结构失衡,至少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薄弱领域有效供给不足,其他股权融资等领域也显得不足,而大量的同质化供给则拥挤在国企、地方政府等领域。当然,也并不是说国企、地方政府等领域的金融服务全是无效的(那些金融资源投入当然也是必需的),而是说对私人部门、国有部门两大领域的供给,是存在结构失衡的,有必要进行优化调整。

          所以,结合上述供给总量巨大却结构失衡的现状,再对比前文关于银行业是不是坚守本源的探讨,大致能够判断,至少在银行业,大方向肯定是驱动银行回到耕耘基础客户的路子上来,真正针对客户的实际需求提供服务,并以此来获取合理回报。而对于脱离本源,过度发展的所谓创新业务,未来面临继续压缩的结局,这一点,与前期的金融去杠杆是一脉相承的。金融去杠杆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方面,主要是“缩减无效供给”的一方面。而金融供给侧改革则更准确地概括了全貌,同时也强调“增加有效供给”,是金融去杠杆政策的升华。

          五、中小微银行崛起

          那么如何“增加有效供给”呢?目前私人部门(即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政策也试图推动大大小小的银行们去参与,并出台了很多措施,比如指导银行增加小微信贷投放,以及控制投放的利率。显然,对此,某些银行是有抵触心理的,原因可能是它们政治站位不够或认识不到位,也可能是确实专业技能不足。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银行业务存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大型银行去做小微业务确实不是效益最大化的,有悖市场化原则 。它们可以“讲政治”去承做一些,但终非商业性可持续。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又发现,很多中小银行甚至微型银行,却在小微业务领域大放异彩,探索出了很多种极具特色、行之有效的小微信贷方法,不但有效服务了小微企业,小微企业真正有了获得感,又控制住了风险,自身也获取了相当不错的业绩回报,实现了多方共赢。

          从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上看,我们也发现,盈利能力(以ROE、ROA计。2017年数据)排名靠前的,大部分都是这种专业从事小微信贷业务的中小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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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可见,小微业务不但可做,而且可以做到支持实体和自身回报的兼顾。但是,这些中小微银行所采取的业务手段和技术,大部分是利用了自身下沉到基层社区或村落,紧紧贴近服务的客群,以此来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中间动用大量的人工,并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即传统“人海战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此外,也有几家新兴的互联网银行,纯粹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开展小微业务,收效也很好,但案例还太少,可能受制于大数据覆盖的边界。在可预见未来内,我们很难相信大型银行能够在小微信贷领域有重大技术突破,尤其是使用人工这一方面,大银行几乎不可能复制。大银行可积极引入信息技术,但截至目前,我们也未发现它们可以做到像互联网银行那样,完完全全以信息技术替代人工。

          因此,在新的技术取得突破前,鼓励中小微银行、互联网银行加大力度参与小微业务,可能是最为现实可行的方法。在未来的金融供给侧改革推进过程中建议监管部门“因材施策”,加大对小微业务优质银行的政策支持力度,在它们开设网点、流动性支持、资本补充、信贷额度、定向货币政策工具等方面给予全面倾斜,以便鼓励它们以更大积极性去投身中小微业务。而对于中小微银行和其他有志于此的银行来说,小微业务竞争尚不激烈,市场空间广阔,依然是一片值得深耕的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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